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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骆腾有《从广州秦船台遗址看秦汉时期岭南船文化》（《岭南文史》1995年第1期）。孙关龙《岭南古代科技初探》（《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从农业、铸造业、纺织业、造船业、航海业、医学、海洋开发等领域对古代岭南科技进行了探索。陈文有《岭南地区铸造古代铜鼓略考》（《社会科学家》2000年第1期）。骆伟《岭南古籍印刷业概述》（《广东史志》2003年第4期）分始创期、发展期、鼎盛期分别作了考察与论述。张涛光《论古代岭南地区科技的特色》（《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认为特色有四：重实用轻理论、兼容并蓄、改进创新、精巧高效；指出这些特色是古代岭南的政治、经济、民俗、气候、山川地理等因素共同作用促成的。
民俗。叶春生有两部探讨岭南民间文化的专著：《岭南风俗录》（广东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及《岭南民间文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季必平《宋代岭南风俗谈》（《广东史志》1988年第4期）论述了宋代岭南的饮食、服饰、婚姻、丧葬、民间信仰及其成因。此外，还有刘道超《岭南古代食俗之特点探析》（《社会科学家》1991年第2期）、李肖《论唐朝岭南的饮食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叶春生《岭南民俗的嬗变与认同》（《广东民俗》1999年第3期）、萧亭《从岭南民俗文化的历史背景说到广东民性民风的特征》（《岭南文史》2000年第1期）、邹卫东《岭南食狗习俗》（《广东史志》2000年第1期）及《岭南食蛇习俗考》（《岭南文史》2000年第1期）、杨清平《试论六朝时期岭南儒释道“三教”对岭南地区葬俗的影响》（《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许桂香与司徒尚纪《岭南服饰变迁历史》（《岭南文史》2006年第3期）、关溪莹《论岭南民俗文化的特征与发展趋势》（《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3期）。
其他。胡波《岭南墟市文化论纲》（《学术研究》1998年第1期）论述了墟市现象、结构、功能及其特征。此外尚有孙关龙《岭南，中国和世界海洋文化的源地》（《学术研究》1999年第3期）、郑德华《试论岭南历史文化的开拓和保护》（《学术研究》2000年第9期）。曾燕闻《明清时期的岭南书院及其对文化的贡献》（《广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考察了明清时期岭南书院的发展轨迹，论述了书院教学对岭南文化的贡献。此外还有程潮《论岭南的汉化和儒化历程》（《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蓝武《五代十国时期岭南科举考试研究》（《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5期）、谢崇安《岭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李龙章《“楚国南界已过南岭”质疑——兼谈两广青铜文化的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候月祥《宋代广东志书与岭南文化》（《广东史志》1995年第4期）。
四、岭南民族
民族源流。杨豪《岭南民族源流考》（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论述了岭南的瑶、畲、蜒三支民族各自有其发育本源，又有彼此相连的民族亲缘，勾勒出了他们复杂、多彩的发展轨迹。徐杰舜、韦小鹏《岭南民族源流研究述评》（《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岭南各民族族源的研究作了述评。
民族政治与经济。主要有张雄《从岭南“俚僚”的反抗斗争看唐朝晚期的民族政策》（《学术论坛》1984年第6期）、雷学华《试论唐代岭南民族政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杨东晨《论先秦至秦汉时期岭南的民族及其经济》（《深圳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刘运动《两汉王朝对南越的汉化政策》（《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1期）。
民族文化。陈伟明《古代岭南少数民族的牛文化》（《岭南文史》1996年第4期）认为在古代岭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演变发展过程中，牛文化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明清时期岭南少数民族的婚俗文化》（《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从宏观上对明清时期岭南各少数民族的婚俗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共性与特点进行了探讨。许桂香、司徒尚纪《岭南少数民族服饰历史景观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初探》（《岭南文史》2007年第3期）认为在历史长河中，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景观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和风格，形成了各民族不尽相同的服饰风貌。杨豪《有关秦汉赵佗族属与岭南三大民系形成发展举述》（《岭南文史》2008年第3期）。此外，还有张永钊《从先秦考古发现看岭南诸越习俗》（《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6年第1期）、叶春生《岭南民俗与百越文化》（《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翁齐浩《南越族文身的文化生态学意义》（《岭南文史》1992年第3期）、白耀天（《年由火来——岭南古越人对时间的知觉方式》（《思想战线》1993年第5期）、徐亦亭《古代岭南西部民族文化交融初探》（《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民族社会。梁旭达《论秦汉时期岭南越人和汉族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贵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认为岭南越族人和中原汉族的交流与融合，始于秦而发展于汉，就总体而言，是岭南越人接受发达的汉文化；另外，部分居住于边远山区的越人，由于自然环境、交通条件诸因素的限制，受汉文化影响较少，逐渐发展成为东汉以后的乌浒、俚、僚等少数民族。于兰有《秦汉时期岭南越人与外界的交往》（《暨南学报》1994年第4期）。陈长琦（《汉唐岭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认为这时期岭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促进了岭南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社会进步与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民族的更深层次的进展。杨清平有《试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岭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陈伟明《元代岭南少数民族的人Ｅ1分布》（《广东史志）2000年第1期）探讨了元代岭南少数民族人Ｅ1分布的历史状况、特点及影响。此外，还有刘禅学《明代岭南地区的民族融合关系论析》（《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郑君雷《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华夏考古）2008年第3期）、周宗贤《试论秦汉时期岭南越族与汉族的关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郭在忠（《岭南少数民族与黄巢义军》（《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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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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