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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亦称岭表、岭外，指五岭以南地区，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及港澳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岭南成为一个以五岭为屏障的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单位，由此决定了这片地域的居民独特的生活、生产方式，以及岭南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独特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并进行岭南区域史的研究，现对30年来有关岭南区域史的研究作一总结，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一、岭南政治
传说，原始社会后期，尧、舜曾巡狩至岭南；夏、商、周时期，岭南与中原王朝也有政治、经济的联系；但岭南真正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是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岭南开始的。秦统一岭南，建立郡县，委官治理，标志着岭南历史发展的新开端，意义重大，故自明清以来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这场战争开始于何年？学术界有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说、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说、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说及秦始皇二十九（前218年）说几种观点。张荣芳、黄淼章著《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主张二十九年说，以《淮南子·人间训》有秦军入岭南“三年不解甲弛弩”的记载，由始皇三十三年上推三年，应为始皇三十年；但《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此年“无事”，因而推断为二十九年。
秦统一岭南动用了多少兵力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传统看法是依据《淮南子·人间训》的记载，认为是50万。何维鼎《秦统一岭南投放了多少兵力？》（《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认为，秦不可能以50万兵力统一岭南，顶多只有8—10万。张荣芳、黄淼章著《南越国史》认为50万是不容置疑的。讨论同一问题的还有文锡进《关于秦统一岭南的战争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何清谷《试论秦对岭南的统一与开发》（《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钱宗范《秦汉统一岭南和桂林建城年代研究》（《社会科学家》1999年第6期）。黄明磊《秦征岭南考》（《岭南文史》2009年第2期）认为有关秦统一岭南的战争，是一场以讹传讹、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的战争。
除了秦统一岭南外，其他朝代统一岭南，也有学者加以研究。谢仰虞有《隋统一岭南年代考辨》（《岭南文史》1985年第1期）。顾吉辰《论宋太祖统一岭南》（《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章深《宋朝统一岭南的战争——兼论古代“合纵连横”传统的湮没》（《学术研究》2007年第10期）探讨了宋太祖用兵岭南的目的以及宋朝对岭南的治理。关汉华《论朱元璋统一岭南》（《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对朱元璋用兵岭南之原因及意义作了论述。
古代历朝（或割据政权）在岭南地区推行的政策、制度、设置的官职，也是岭南区域史中较受关注，研究成果较多的课题。王昭武《秦末岭南地区“和辑百越”政策述论》（《思想战线》1987年第6期）论述了秦末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在岭南地区推行的“和辑百越”政策的意义。吴永章有《孙吴与岭南关系述略》（《江海学刊》1988年第5期）。汪廷奎《九品中正制对岭南文化的消极作用》（《广东史志》1992年第1期）认为，自西晋至隋，岭南亦行九品中正制，300年间，文化状况大不如之前的东汉、三国时期。一些史料和人口统计资料的记载，会使人感到六朝时期岭南政区激增有滥置之嫌，黄金铸《论六朝岭南政区激增无滥置之嫌》（《学术研究》2000年第6期）对此作了辨析。
对唐朝在岭南的统治及实行过的“南选”制度、市舶制度及节度使制度也有相关论文，如陈谦《唐代岭南节度使建制考》（《岭南文史》1984年第2期）、冼剑民《岭南地区的封建化过程》（《学术研究》1987年第4期）、阳旭《试论唐朝对岭南的统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增刊）、石坚平《明末清初岭南移民与广南阮氏政权关系初探》（《青海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张泽咸《唐代“南选”及其产生的社会前提》（《文史》1985年，总第22期）认为“南选”的设置主要是因为岭南等地区的落后、荒凉，中原汉族士人、官吏不愿意到这些地区来任职，故只得实行“南选”，选拔土著人士为官。王承文《唐代“南选”与岭南溪洞豪族》（《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在张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南选”实施的具体背景和直接原因、南选实施的范围及其对岭南溪洞社会的重大影响。王川《论市舶太监在唐代岭南之产生》（《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论述了市舶使、市舶太监的出现及其产生于唐代岭南的原因。
二、岭南经济与交通
综合论述岭南区域经济的著作有引子月的《岭南经济史话》（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冼剑民《汉代岭南的商业萌芽》（《岭南文史》1988年第1期）、《秦汉岭南经济述评》（《学术研究》1989年第3期）考察了先进生产技术在岭南的传播、岭南农业区域的分布、农业技术的成果，认为秦汉时期是岭南经济发展的新起点。郑超雄有《关于岭南冶铁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杨盛让《秦汉时期岭南社会经济发展述略》（《求索》1998年第2期）认为秦汉时期，由于政治上大统一，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岭南的确立，大量汉人的南迁，民族融合的加强，岭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申家仁有《略论岭南移民及其对岭南陶瓷发展的推动力》（《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设“区域经济史研究”专栏，其中高凯《秦代谪戍岭南商人对中原商业经济意识的传播》认为秦代谪戍岭南商人的到来，不仅使岭南出现了商人这一新的社会阶层，而且也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把中原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积淀下来的先进商业经济意识借助岭南“陆事寡水事众”和“以舟楫为食”的优势，得以在海内外发扬光大，并直接促进了汉初“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和发展。岳庆平《汉代岭南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认为汉代岭南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体现在时间、农作物、农业生产技术以及特定地域范围等众多方面。曲用心《东汉时期铁器在岭南地区的推广使用及其社会动因》（《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认为东汉时期岭南铁器比西汉中晚期多，原因在于手工业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为交通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便利，地方官吏尤其是循吏的重农是重要的推动力，频繁的反叛与征讨是铁制兵器数量和比例增加的重要原因。论述先秦、秦汉时期岭南经济的论文还有：梁肇池《试论秦汉之际岭南经济文化与中原的关系》（《玉林师专学报》1984年第3期）、陈伟明《关于宋代岭南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与漆侠先生商榷》（《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刘汉东《论秦汉时期西南地区与岭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往》（《文史杂志》2004年第2期）、向安强等《岭南史前稻作农耕文化述论》（《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彭长林《岭南稻作农业起源的反思》（《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赵善德《论东周秦汉岭南的对外交往与商业意识》（《肇庆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李伯谦《关于岭南地区何时开始铸造青铜器的再讨论》（《考古》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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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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