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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时光飞逝，过去不再，我也能清晰地记住16年前的夏日。灿灿的阳光洒在樱树上，叶儿在暖风中轻轻摇曳，鸟鸣嘤嘤。那是我初到日本的第二天。
从电车驹场东大前站西口出来，朝北走，有一条通往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的窄窄的小径。想到很快就要见到并木先生了，我不由地又嘀咕起烂熟在胸的仅会的几句日语。这时，妻碰了我一下，迎面走来的是先生。先生中等身材，身着便装，戴一副宽边眼镜。我急步趋前：“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先生轻声回应。“个子真高。”妻给我翻译道。
“肯定不是高人。”我脱口而出。先生稍顿一下，脸上泛起了笑容，浓密的卷发在笑声中微微地颤动。
先生能说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汉语，但是，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有其他不会日语的学者在场，先生从未跟我用汉语交谈过。到日本前，我没有学过日语，每次应约去先生研究室，都如临大敌，要准备若干日语句子，记下一堆专业名词，借了书，就想着赶紧离去。日子久了，我慢慢地可以多说几句日语了，在先生研究室里停留的时间也长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居然点起香烟，和先生一起吞云吐雾。好几次，天已经黑了，谈兴正浓的先生从柜子里取出酒，邀我相对而饮。来日本后，我本打算转赴大洋彼岸，这样一年下来，竟然乐不思去了。
驹场六载，跟先生学的主要是近代中日关系史，讨论课读的大多是明治时期的文献。进入博士课程后，我打算以日本的亚洲主义为题做论文。先生听后说：“好呀！不过，博士论文还是做自己比较熟悉的问题为好。”先生从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缘此，对他的每一句话，我反而会认真倾听。正是这句话，使我改变了论文题目。博士论文完成后，我开始从民间宗教的角度研究亚洲主义，这是学习多年后发现的鲜为人知的课题。原来，先生所说的熟悉乃是指有无一己之见。
我的博士论文涉及范围很广，做得非常辛苦，从构思到文字，不知叨扰过先生多少次。还记得，我曾想用千年王国理论解释中国的末劫思想。听完我的构想后，先生反问道：二者是一回事吗？这让我很沮丧，却由此幡然醒悟。如果说，在关于中国社会和革命起源问题上，我的博士论文有什么新的创见的话，这次谈话的影响甚为关键。
8年前，先生被诊断为癌症。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这消息时，刚刚做完手术。第二天，我没打招呼就径直奔到东京。那天，先生精神非常好，话比平时要多。先生说，他将主持教科书历史的研究计划，希望我也能够参加。很多朋友奇怪，我本来研究社会史和政治史，何以会转而研究思想史，殊不知在跟随先生进行教科书研究中，我发现了研究近代公共知识——东亚近代知识空间形成问题的意义。
两天后，我从东京返回名古屋。一进家门，就看到一大袋鱼沼米——先生家乡出产的日本最好的大米。厚人薄己，是先生一以贯之的待人之方，即使在病中，也丝毫未易。师恩难报，其情何堪！
听到先生患病，先生的学生都很着急，更有同学和我商量要请最好的中医到日本进行辅助治疗。我深知先生性格，劝阻大家少安勿躁。这八年，我差不多每个月都往来于名古屋至东京的新干线上，回想起来，既想聆听先生的教诲，更想借此了解先生的身体状况。
2009年3月6日，先生原本是要参加在山梨县召开的一个民间宗教国际研讨会的，当天突然因事缺席。4月的第三个星期日，预定在先生研究室召开的读书会也因先生有事而临时改换了地点。我隐隐有些不安。第二天我给先生家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夫人。热情好客的夫人时隔多年还记得我到她家时的情景，这让我感到高兴。当我问到先生的身体情况时，夫人说治疗效果不错，但声音听起来有些黯然。我说想见见先生，夫人让我一个小时后再打电话，说那时先生应该已经回家了。我再次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先生，先生让我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到他的研究室见面，语气很平淡。
第二天是星期二，上午先生有两节课，一节是本科生的世界史课，一节是博士班的讨论课——以前我当学生时也是在这个时间上课的。那天我到得早了些，回头往车站去迎先生。在那条连结先生研究室和车站的窄窄的小径上，远远看到先生从驹场东大前站西口出来的身影，16年前初次见到先生时，正是在这儿，岁月无情，先生那浓密的头发已经灰白了。我跟着先生走到研究室，又陪着他从研究室往教室去。一路上，都是先生在问我，学校的情况怎样？在搞什么新的研究？一阳来复，樱树枝头满是新绿，看着先生的背影消失在大楼里，一阵伤感袭上心头。8年来，先生就是这样一边治病，一边坚持上课的！
5月17日见到先生时，先生的满头浓发已经不再，人也消瘦了许多。6月25日的读书会上，有人提议编辑并木博士班同学论文集，先生听后显得很高兴。7月23日晚读书会结束后，大家在驹场附近的居酒屋相聚。那夜，先生兴致很高，一连喝了两大杯扎啤，畅谈教科书论文集编纂之事，相约8月31日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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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网－博览群书 2010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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