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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我告别学习生活了8年的日本回到祖国，在北京开始了新的追求。回首漫漫求学路，除却我的母校神户大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森班”和“石川班”可以说是我学习生活的另一个值得怀念的阵地了。
“森班”和“石川班”是大家对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方面两个共同研究班的亲切称
呼，因分别由森时彦和石川祯浩两位老师主持而得名。正式的名称为各自共同研究的主题，比如说，现在的森班为“长江流域社会的历史景观”共同研究班，石川班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共同研究班。
所谓“共同研究”是区别于“个人研究”（独立研究）而言的，它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一项有特色的学术活动。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该所的前身——东方文化研究所和旧人文科学研究所分立时代——就已经开始了。1949年1月，东方文化研究所、旧人文科学研究所，与1934年成立的西洋文化研究所三个研究机构合并成为新的人文科学研究所，旨在以人文科学的视角综合研究世界文化。目前，该所设立人文学研究部和东方学研究部两个部门，中国近代史研究隶属于东方学部。为了避免学术过于专业化、细分化，研究所把参加共同研究规定为所内教职人员个人独立研究之外所必须承担的义务。
森班和石川班属于东方学研究部的活动，目前在该部还有其他13个共同研究班。尽管“共同研究班”的学术交流模式历史悠久，但是在国内关于它的介绍并不多。10年前茅海建教授的《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读书》1999年第12期）是第一篇，记录了他第一次接触“共同研究班”时的好奇以及所受到的震撼，更发出感慨：“若在北京有一个诸如此类的‘共同研究’班，能存在多久？”两年前，曾多次组织、主持过研究班工作的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在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详细介绍了“共同研究班”的起源、发展以及这些年取得的成就（演讲内容后整理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班：以中国近代史为例》一文，发表在《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2009年初，在美国任教的王笛教授有感于中外学术研究过程的差异，向国内学术界的朋友呼吁：“学术必须交流”（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11日第10版），也特别提及并推重日本的共同研究班。联系到这些情况，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幸运，能够有4年的时间去亲身经历那里的一切。我想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写下来，既是对留学生涯的纪念，也可能会对国内学术界采借“他山之石”以创造适合我们自己的学术交流模式有所助益。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有本馆和分馆两处。本馆在京都大学本部校区内，是近年新盖的一处。其内部设施齐全，一楼主要为行政人员办公所用，门口设置有沙发、桌子，边上放着当日各类报纸可供每天进进出出的人阅读；二楼以上各层分布着教职人员的独立研究室和应共同研究需要而设置的大大小小为数不少的共同研究室。石川班大多就是在这个建筑物里进行的。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老师，研究室大多集中在四楼，几乎每天都可以在那里看到他们辛勤工作的身影。两年前四楼设置了“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在那里不仅有各种各样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工具书，还有许多近代历史上发行过的报纸（包括缩微版和纸本的），虽不致样样齐全，但是重要的都有了，开架阅读非常方便（但不能自行带出研究所）。房间内设有两台电脑，一为中文系统一为日文系统，上面装有各种电子资源的链接，可以自由打印、复印或者进行资料的保存，为班员们查询、搜集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另外，班员们享有别人没有的“特权”，能够自由出入，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随时去中心查阅，周六周日可，通宵工作也可。现在，那里已经成为班员们个人利用与日常聚集的空间。研究所分馆位于与本馆一街之隔的北白川，那里一楼的大会议室是森班活动的地方。建筑物本身据说是用庚子赔款的部分资金盖起来的，历史颇为悠久。不同于本馆建筑的现代感和日本普通建筑的和式风情，分馆外观上有着类似于近代欧洲城堡的尖尖楼顶，屋顶也是高高的，煞是威严。
我是2005年考入神户大学博士课程之后开始参加共同研究班的。当时在导师森纪子教授的介绍下先是加入了“20世纪中国社会体系”共同研究班（由森时彦先生主持，该班在2008年结束，其成果已经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发行）。一年以后即2006年，石川祯浩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开班，出于对该题目的兴趣我亦报名参加。于是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我有机会参加了由森时彦、石川祯浩两位老师主持的三个不同主题的共同研究班，总计有一百多场报告会。各个研究班的活动为隔周一次，都是在周五下午两点至五点进行，这样一来，自2006年起每周五就成为我固定去京都的日子。
在共同研究班的讨论过程中，我获益良多。甚至可以说，自己博士论文的成形，与参加研究班听取了不同学者的研究过程、研究方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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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网－博览群书 2010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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