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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万纸钱逐个剪、或者叠起来刻的话都难以完成，只能借助工具完成。采用模具打制纸钱史称“凿钱”，唐代中期已有凿钱的记载。《酉阳杂俎续集，支诺皋上》：元和初，李和之常攘狗及猫食之，冥司追诉，因鬼受一醉之恩，嘱“君办钱四十万，为君假三年命也”，“和之遽归，赁衣具凿楮，如期备酹焚之，自见二鬼挈钱而去”。宋代有专业以凿钱为生者，但是不能排除唐代已经有此营生者。《夷坚支志景·诸暨陆生妻》：“诸暨县治有湖四，饶民陆生者，居县后湖塍上，以打凿纸钱为业。”以凿钱为生者远远不止这一家，不过没有记载罢了。
从巫觋走向庙堂
纸钱的灵活性，使得地上与地下的金钱交易得到实现，这种交易要通过巫觋来进行。男曰巫女曰觋，巫觋主要基础在民间，而且自古以来都是巫觋与鬼打交道。消灾、延寿、祛病、求安，必须与巫觋谋其事，烧纸钱也不例外，得召巫觋到场。巫觋主持民间的纸钱仪式，在小说中屡屡提及，聊举数例，如：唐张读《宣室志·太原王坤》：王坤与鬼婢过小吏门，“即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绂银印，立于庭前。’因祭之，坤与轻云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至门，焚纸钱于门侧。”宋洪迈《夷坚支志庚·金神七煞》：“予叔父中造牛栏于空园，术士董猷见之，曰：‘栏之一角犯九梁煞，当急解之。’呼巫焚纸钱埋桃符以谢。”
巫者受托，致纸钱与鬼吏、鬼卒等等，求再生、治病、求雨、解煞，几乎无所不能。魏晋以前治鬼、驱鬼、祛病，巫者是恳求，更多是借助天帝、泰山神威严，以黄帝使者身份对付地下幽灵。唐宋时用纸钱贿赂。以利相诱，两者比较，后者显得合乎世间情理。
纸钱是随葬的冥币，只能用于鬼，照理不能够用于神，可是巫觋一向是神鬼不分，自然而然地把纸钱用于神灵。南齐废帝东昏侯剪纸为钱以代束帛，只是传说而已，纸钱何时超越出冥币的使用范围，至今还不清楚。宋高承《事物纪原·吉凶典制·寓钱》：“其祷神而用寓钱，则王玙始耳。今巫家有焚奏禳谢之事，亦自此也。”唐代中期王玙以纸钱祷神，这是明确史载：“玙专以祀事希俸，每行祠祷，或焚纸钱，祷祈福佑，近于巫觋，由是过承恩遇。”（《旧唐书·王玙传》）巫觋行为进人道教本来并无大碍，所以王玙将纸钱祷神，合乎道家情理，并不出格。
事鬼与敬神毕竟是两回事，纸钱是难以正式纳入国家祭祀制度的。不过官家依然按照俗家惯例，在丧礼和祭祀亡灵中使用，五代及宋皇室都有这种举止。《新五代史·晋出帝纪》天福八年二月：“庚午，寒食，望祭献陵于南庄，焚御衣，纸钱。”《新五代史·杂传·杨光远》：“光远曰：‘我北伐时，尝以纸钱祭天池，投之辄没。’”宋陶谷《清异录·丧葬》：“周显德六年，世宗庆陵钻土，发引之日，百司设祭于道，翰林院楮泉，大若盏口，予令雕印文字，文之黄曰泉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
宋朝皇帝丧事例用纸钱，并且将纸钱纳入勋戚大臣的丧礼。《宋史·礼志二七》按《会要》：勋戚大臣薨卒，多命诏葬，“凡凶仪皆有买道、方相、引魂车、香、盖、纸钱、鹅毛、影舆、锦绣虚车、大舆、铭旌、仪棺、行幕，各一”。
在元代刊本（建安虞氏刊《全相平话五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影印本，342页）中，西汉吕后“至河边排列香案羊酒贡献河神”，在香案中间就有成串的纸钱，这反映在宋元时代官方把纸钱用于祭祀的情况。
纸钱以贱值之纸作礼敬鬼神之物，本乡野巫觋苟且之事，朝廷袭用俚俗的礼节有点不伦不类。在中唐王玙充祠祭使用纸钱起，就引起一些官员不满。当时就有昭应县令梁镇上表反对：“陛下亦何必废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说，走南亩之客，杀东邻之牛，而后冀非妄之福。”后晋刘昫等史臣曰：“玙假于鬼神，乃至将相，既处代天之位，爰滋乱政之源。国祯妖人疑众，妄恢其祀典。”（《旧唐书·王玙传》）从巫推导到乱政，似乎过于严重，以妖孽视之亦过于认真。纸钱的焚化与佛教的仪式有一定的关系，无论从宗教还是风俗，都与传统礼仪是相悖的。《新五代史·晋家人传论》：“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天子而为闾阎鄙俚之中者矣。”使用纸钱天子与鄙俚相等，先王制度扫地，宋代官员虽然极力反对，官家宁可从俗，也不想先人银钱短缺。宋袁襞《枫窗小牍》卷下：“思陵神舆就祖道祭，陈设穷极工巧，百官奠哭，纸钱差小，官家不喜。谏官以为俗用纸钱，乃释氏使人以过度其亲者，恐非圣主所宜以奉宾天也。今上掷于地曰，邵尧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纸钱，岂生人处世，如汝能日不用一钱否乎？”帝王家以世间情理理解冥间，有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味道。这只能说明，纸钱之于社会，已经深入人心，虽贵为天子难以摆脱这种情怀。实际上宋代士人对纸钱一直存在两种观点，或废或用各执一辞。纸钱就在这种争议之中存在，成为最有特色的民俗。
（原文刊于《文史知识》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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