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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钱虽然是纸张做的，却不是什么纸都行，它是有讲究的。
吐鲁番古墓的纸明器都是以使用过的公文纸制成，打开看到满是字迹。这种废物利用的纸在内地肯定不受欢迎（参阅陆锡兴《吐鲁番古墓纸明器研究》，《西域研究）2006年第3期）。纸钱不仅要用新纸，还要用好纸。唐临《冥报记·王璹》描写了白纸制钱的故事：尚书都官令吏王璹暴死，经二日而苏。自言冥间一吏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欠一欠。”璹因愧谢曰：“依命。”吏曰：“吾不用铜钱，欲白纸钱，期十五日来取。”璹苏醒，“告家人买纸百张烧之。明日又病困，复见吏曰：‘君幸能与我钱不如。’璹辞谢，请更作，许之。又苏，至二十日璹令用钱别买白纸作钱，自于隆政坊西渠水上烧之。既而身康体健，遂复平复如故”。王璹家人先前买的恐怕不是最好的纸张，白度不够，所以影响了“钱”的成色。要重新买“白纸”。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2：“选好纸剪钱以奉之。”好纸就是质地优良的纸张，洁白是一个标志。有的故事明言好纸就是藤纸。《太平广记》卷38471《河东记下·许琛》：王潜之使院书手许琛，暴卒至冥间，遇紫衣人。“呼琛曰：‘尔岂不即归耶？见王仆射，为我云：武相公传语仆射，深愧每惠钱物，然皆碎恶，不堪行用。今此有事，切要五万张纸钱，望求好纸烧之，烧时勿令人触，至此即完全矣。且与仆射不久相见。＇……潜与武相公素善，累官皆武相公所拔用，所以常以月晦岁暮焚纸钱以报之，由是以琛言可验，遂市藤纸十万张，以如其请。”唐宋藤纸是以剡溪（今浙江省嵊县内）青藤皮为原料制作的优质纸，也叫剡藤。藤纸洁白光莹，质地细腻，这个白纸可能是藤纸之类的好纸。
刻和剪是纸钱的常用的制作方法。新疆吐鲁番古墓发现的纸钱是成串叠起，大小不一，似是刻或者剪出。中国的剪刀历史悠久，前后有些变化。早期的剪刀是交股式，借助中间弯簧的弹力操纵开合，用时费力。五代、宋的剪刀发展为支轴式，功能得到了改进，利用力学原理，使用起来轻巧灵便。唐宋之间，剪刀虽有改进，也只适宜少量剪钱。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纸钱，出土装在荷包之内，纸质微黄，个别纸钱上有佛教的标志“卍”字。纸钱方孔成轴对称，它是逐个对折起来剪成（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文物11990年第9期）。
纸钱数目较大的话，剪起来就费时费力了。唐牛僧孺《玄怪录·吴全素》：元和十二年，吴全素被阴吏召人冥问。二阴吏云：“我皆贫，各惠钱五十万，即无虑矣。”全素托梦于姨，姨“求纸于柜，适有二百幅，乃令遽剪焚之，火绝则千缗宛在地矣。二吏曰：‘钱数多，某固不能胜，而君之力，生人之力也。可以尽举，请负以致寄之。’”二百副纸，剪成纸钱要花些功夫，所以只能边剪边焚。
刻钱是指用刻刀刻成纸钱，因为刻刀有一定力度，可以数张、甚至更多纸叠起来一起刻成，它比剪数量方面有优势。唐牛僧孺《玄怪录·崔环》：安平崔环，元和五年夏五月，遇疾。人冥间，许阴吏钱三十，气绝七日而还阳，“令家人刻纸钱焚之”。在山东嘉祥一座元代墓葬中，尸体两侧塞满草纸和纸钱。作纸钱的毛边纸40×30厘米，分两组，每组四枚，上面切割成圆钱图案，这就是刻纸钱的实例（山东济宁地区文物局《山东嘉祥县元代曹元用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第9期）。刻刀适合直线，所以元墓纸钱是半圆切割而不切断的一张纸。
陪葬的冥钱数量一直比较大，特别是方孔钱钱值低，所以动辄上千上万。《南史·僧岩传》：“吾今夕当死，壶中大钱一千，以通九泉之路。”僧岩要求不高，也需要大钱一千随行。在高昌隋唐时期的衣物疏中钱数普遍很大，例如《延昌三十六年（596）随葬衣物疏》有“杂色彩帛一千段，金银钱二万文”。马雍认为，“决非实物，可能是专供死人用的拟制品（如纸钱之类），甚至是一纸空文”（马雍《略谈有关高昌史的几件新出土文书》，《考古》1972年第4期）。
《封氏闻见记》所云“今代送葬为凿纸钱，积钱为山”，足以证明随葬纸钱之巨。如果说人葬的明钱还是象征性的话，那些解决现世问题、敬奉鬼魅的阴钱就不能马虎了，必须如数敬奉。唐宋时期冥间是人间的缩影，人间的黑暗，特别是官场的腐败，使得运动的金钱数额庞大。神鬼小说中所言之事大多涉及科举、再生等生活的头等大事，与冥吏打交道，花费都是巨额数字，前《河东记下》开口言“藤纸十万张”即是例子。再如：
唐谷神子《博异志·马奉忠》：元和四年，王忠宪为报弟仇，将被斩马奉忠剖心割肉。马奉忠鬼魂索命，“忠宪设酒馔纸钱万贯，于资圣寺前送之”。
唐李复言《续玄怪录·李岳州》：李俊欲贿赂冥吏之送进士名单者，改他名为己名。客曰：“阴钱三万贯。某感而以诚告，其钱非某敢取，将遗牍吏。”客后又曰：“来日午时送五万缗，亦可无追勘之厄。”到时焚之。
宋洪迈《夷坚丙志，黄十翁》：黄十翁久病心悸，入冥间，气数未尽，将还阳。一紫衣吏嘱曰：“可造衣服一袭，多颂经文，化钱万七千贯，具疏奏城隍司，以达我要赎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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