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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中的饥荒研究
受到跨学科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文化史的影响，近年来的中国灾荒史研究都关注文化和宗教思想对中国人应对饥荒和其他主要灾害的影响。这些成果通常强调社会力量发起的救灾活动。与主要考察官僚制度、政治经济学、仓储、人口统计学和生态学问题不同，它们考察的是饥荒如何与民族主义、仪式、宗教以及传说、性别、符号等主题的广泛影响及相互关联。
几位学者考察了晚清饥荒、中国通商口岸的新式媒体和日益显现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他们发现，帝国主义压迫的类型影响了中国人对饥荒的反应，并促进了早期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历史学家玛丽·兰金在《中国的精英行动主义与政治转型：1865—1911年之浙江省》（1986）中指出，为了躲避太平天国的战乱，江南精英逃到上海，并组成了一个群体。由于受到以《申报》为代表的上海新式媒体的影响，江南的精英比以往更加关注外国的压迫、观点和救灾措施。兰金认为，在“丁戊奇荒”期间，部分由于《申报》饥荒报道的推动，文人和商人慈善家联合起来，在中国北方地区为灾民组织了一次非官方的救灾活动，开始呈现出一种民族的而非地方的或宗教的特性。最近，德国历史学家燕安黛和美国历史学家艾志端考察了“丁戊奇荒”期间中国和外国救灾人员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由此在江南部分绅士中引发的民族主义的反应。由传教士领导的外国救灾活动被《申报》广泛报道，同时上海的外文报纸对清政府的救灾措施进行了的批评，这使得江南精英把参与救灾活动视为激发中国人民族自豪感的一种方式。燕安黛还认为，饥荒期间，西方传教士和江南慈善家通过募捐在物质层面展开了竞争，并伴随着“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对抗”，而这构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佛教复兴”的关键因素。
其他历史学家对自然灾害期间文化和宗教的反应问题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伊懋可和杰弗里·斯奈德·莱因克考察了中国应对干旱的建设和反应。他们的著作有助于解释中国政府在抗击灾害时对宇宙论基础的强调。伊懋可在1998年的文章中说“谁该为天气负责？”，在晚清时期，“降雨和日照是否应时，是恰到好处还是大旱大涝，取决于人的行为是否道德”。由于“道德气象学”被广泛接受，干旱期间，从皇帝、高官到地方官和平民，每个人都要反省他们的过错和表示悔悟，以求感动上天降下甘霖。莱因克的《干旱符咒：晚清中华帝国的国家造雨和地方统治》（2009），对道德气象学在实践中如何发挥作用作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在放赈和蠲免赋税之外，还有一套精细的祈雨仪式，都是对干旱和饥荒的反应，“现代学者也许会在履行仪式和‘实用主义’行为之间找出巨大的差别，但在大多数清代官员那里，则并非如此”。由官方的祈雨仪式包括禁止屠杀牲畜、全社区内实行斋戒和祈祷、寺庙焚香，甚至将人捆绑着在太阳下暴晒数小时，用自己的血作文祈祷，或是胁迫他人自杀以表示他们愿意代人民受苦。莱因克认为，这些仪式在地方统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通过让官员公开表现他们仁爱无私的美德，这些应对干旱的仪式反应“产生一种情境，参与仪式的旁观者把自己视为文明的创造者和守卫者、人民的守护者、宇宙的管理者”。
艾志端的《铁泪图：19世纪中国应对饥荒的文化反应》（2008）考察了饥荒中“人与社会”的一面。受到文化史、符号语言学和对1845—1849年爱尔兰饥荒的研究的影响，艾志端着重考察了中国饥荒的观察者们是如何经历、描述、感受、产生反应以及回忆看到数百万同胞饿死时的惊骇的。她发现，儒家关于孝顺和女性贞节的观念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塑造了中国人对饥荒的反应。地方志条目和饥荒传说都突出了孝子的故事，他们被迫在喂饱饥饿的孩子和赡养年迈的父母之间作出抉择，同时，中国观察者最常使用的一个描述饥荒的场景是一位年轻的妇女要么饿死，要么被迫把自己卖给人贩子而放弃贞节。《铁泪图：19世纪中国应对饥荒的文化反应》还比较了晚清对饥荒的讨论和19世纪英国对中国、爱尔兰和印度饥荒的看法。
总的来说，在过去的30年间，西方的中国灾荒史研究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现在它已经是一个成果丰硕、发展成熟的领域，其研究课题涵盖多个方面，诸如世界史上的清代救灾活动，饥荒如何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生态学发生相互影响，救灾和清政府的功能，对饥荒的文化和宗教反应等多个问题。
（作者单位：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译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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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7-2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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