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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 年，24 岁的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哈萨克语言文学专业。
1956年，他找到中国境内最古老的突厥语——土瓦语。
1976 年，他主持开办了我国第一个古代突厥语学习班，编写出第一套古代突厥语教材，是中国
突厥学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
1992 年，德国洪堡基金会授予他“国际知名学者奖”。迄今为止,国内人文科学界尚无第二人问鼎。
2000 年，世界阿尔泰学最高学术机构国际阿尔泰学常设会议（PIAC）授予他年度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阿尔泰、突厥语言学研究上的杰出贡献。同年，他被土耳其语言学研究院选举为名誉院士。
对此，他淡然处之，从不张扬。他就是新中国第一代民族语文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耿世民先生。现在他已经80高龄，但仍笔耕不辍，活跃在教学与科研的第一线。
几年前的春节，我打电话给享誉中外的敦煌吐鲁番学专家姜伯勤先生拜年。谈兴正浓的姜先生忽然问我：“你觉得国内敦煌吐鲁番研究的NO.1是谁？”我略加考虑，答之以姜先生。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断喝：“No!记住，耿——世——民！”他为这个结论注解说：“西域研究的最高境界，是要精通古代民族语文，再就是能熟练运用外语和国际同行交流。耿先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古代突厥文专家，又能用德文、法文、英文甚至土耳其文在国际一流学刊上发表文章，我哪里比得上耿先生！”
2009年4月底，因为制作节目的关系，我拨通了耿先生的电话，听筒里传来耿先生那低沉而略带乡音的声音，我自报家门，直言想请先生谈谈上世纪80年代参与校注《大唐西域记》的情况，耿先生未置可否，只说自己身体一直不太好，家里也有些不方便，这和我事先的预想比较一致。但电话既然通了，向这位闻名已久的学者致敬总是少不了的，我于是说，自己平日里对中外关系史颇有兴趣，耿先生的书但凡能买到的，都会找来看看，可限于水平，领会得很浅。也许是惊讶于这话出自一个记者之口，电话那头的耿先生精神一振，“真的吗，你对西域和中亚有兴趣？”我随口报出了几本先生的著作和译作，耿先生很高兴，“这么说，我们是有共同语言的啦！”“不敢，我充其量是一个业余的票友”“那好，你过来吧！我周二有课，周三下午三点以后可以。中午别来，我要去食堂打饭！”
说来惭愧，第一次见到耿先生的书，我是打了退堂鼓的。那是5年前在上海长乐路上的汉学书店，架上放着耿先生的《新疆文史论集》，一本印数只有1000册的论文集。吸引我的是书名，但里面的内容却把我怔住了，大量的碑铭图版和拉丁字母，看得我云里雾里、惊如天书，店老板也许看出了我的胆怯，便对着耿先生的照片连声夸赞，“这老先生，那是真有学问！”这愈加反衬出我这个门外汉的无知，于是只得识相地将书放回原处，怏怏而去。一本好书就此失之交臂，再度重遇已是三年之后，在出版社的门市部找到了库存的最后一本。书中能看懂的部分，已足以让我吃惊，作者虽然专攻突厥-回鹘语文学，但对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各种古代语言（和田塞语、吐火罗语、梵语等）和古代民族均有浓厚的兴趣，同时在西域历史和考古方面掌握着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并能结合自己的研究，多有阐发补正。德国著名突厥学家葛玛丽（Von.Gabain）在序言中视作者为足以与世界一流学者比肩的中国同行，诚非谀辞！
2005年后，几乎每年能看到耿先生的著作出版：《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古代维吾尔文献教程》、《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修订）》、《新疆历史与文化概论》、《维吾尔与哈萨克语文学论集》、《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这还不包括耿先生翻译的《古代突厥语语法》、《西域文明史概论》、《中亚简史》，以及由他审校的《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这些加起来超过300万字的著译，涵盖了古代突厥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俨然一套学术著作集的规模。虽然其中大部分论文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完成，但即便搜罗、整理出这样一套多领域、多语种的文集，照理也需要一个编委班子，以耿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年龄而言，这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一书的后记中，耿先生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去年底在一位亲戚的怂恿下，买了台电脑。在年轻同志的示教下，自己慢慢学会了这玩艺儿的简单操作，这对论文集的完成起了很大作用。论文集中这几十万字的东西都是自己用两个手指头一字一字敲出的（我不会指法，也不会五笔）。好心的同志说，为何不请人代打？我因已退休，无课题费可付请人代打的费用。再说，实际上也没有能做这项转外为汉的打字员。”耿先生说的“转外为汉”，指的是自己用英文、德文在国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这些论文虽已为国外学者所知，但因刊载这些文章的外国刊物国内很难找到，所以把它们从外文转成汉文，以飨国内读者。……因为自己年老记忆力不好，加之个人置备的工具书不全（自己有病又不能亲自跑图书馆），所以这一转外为汉的工作并不是件易事。”耿先生说的“病”，指的是他长年患有的糖尿病和失眠症。因为对工作过分专注、疲劳过度，1992年，他又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强迫症，一个画面、一个念头经常长时间盘桓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是老伴刘学贞搀扶着先生，奇迹般地走出了困境。柴米油盐之外，她还承担着为先生查找、复制书刊资料的工作。耿先生每一本著作的后记中，都会写上“谨以此书献给我的老伴刘学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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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博览群书》2010年第1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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