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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附属的家庭用房和庭院也是建筑群的组成要素。在这里可以看到厚达1米的灰层。只有大规模使用炉灶才可能造成大量的灰烬堆积，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家庭的日常用量。可以认定这里存在过隆重的祭祀宴会。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建筑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如在乌落（Уро）的圣庙建筑群中，有一座家用住宅与齐古拉特紧挨着，房中有很大的炉灶，发掘者确定此地是庙宇为僧人和服务人员做“圣餐”的厨房。在阿尔登捷别，还清理出两个庭院，一个很开阔，炉灶不大，周围很干净，可能是进行公众仪式的场所；另外一个庭院是家用的，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里保留着灰烬。
对平面设计图的分析，使我们能够确定列队到达先后去世的亡者墓地的过程。人们顺着狭窄的街道来到家用的庭院，然后通过穿堂屋来到正院，显然是在这里进行葬礼。院子的通道一般都堵着，需要时拆开。悼念活动是在无门无窗的房间里举行的。在延续传统集体葬礼的同时，甚至把东边通往墓地的很宽敞的通道也堵住了。因此，在拆开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丧葬建筑好像是封闭的。（注：马松：《阿尔登捷别》，第72-74页。）
女性小陶俑是阿尔登捷别集体墓葬中的普通坟场所特有的，但它在丧葬建筑中却不存在。在这里，一些罕见的、带星星符号的狼头和牛头浮雕薄片十分引人注目，镶嵌绿松石的牛头在中亚是没有的，但它与近东的考古发现十分协调。美索不达米亚是这类工艺品的集散中心。牛头大概是当地生产的产品，尽管它是按苏美尔人的样式制造的。B.M.马松（B.M.Массон）发现了与次新石器时代雕塑相似的特征，其中包括由类似大理石的石灰石制成的卡拉捷别牛雕像，这是阿尔登捷别的珠宝商在了解了苏美尔人的金属浮雕工艺品的生产情况后，根据当地的传统式样制造的。在古代的苏美尔，牛的形象是与月亮神相联系的。镶嵌着绿松石的金牛头遗迹为半月形状，其额头上方有几个小犄角。这种样式也是南土耳其斯坦居民中广泛流传的。然而，月亮神与牛的形象的关系，直到今天也不能认为是普通的、简单的。
宗教仪式本身有很深的渊源，它起源于狩猎文化的风俗，也可能是旧石器时代的风俗。牛的形象在早期农业民族的思想意识中广泛出现，其中包括公元前七至六千年安那托利（Анатолий）的察塔尔－古尤克（Чатал—Гуюк）庙宇中的牛形象。在该庙宇的墙上涂满了各种各样的公牛形象，特别是那些粘在墙上的泥塑的公牛头像。这一点对于中欧、东南欧及整个爱琴海世界来说都富有特色，它们都反映在神话中，在苏美尔人的史诗中也有相似的篇章。
我们可以把阿尔登捷别公牛头上的月亮状象征物假定为：它是带有齐古拉特建筑物的祭祀中心用来祭祀月亮神的。
“神牛－月亮神”的关系具有独特的苏美尔特征，它与“神牛－太阳神”的关系不同。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希腊，都有“神牛－太阳神”的材料。在埃及的造像中，牛角之间有表示太阳的圆盘。在青铜器时期的土库曼斯坦南部，有关于牛是月亮神的观念，尤其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该地区也流传着相对立的观念：“太阳神—米特拉牛”。的确可以看出，阿维斯塔中的米特拉只在一定的阶段才与太阳有关，大概是在阿维斯塔法典编纂和阿斯特拉神开始的那一时期。
在琐罗亚斯德教（袄教）的习俗中，保留了原始公牛和原始人的概念，同时还保留了人和公牛的混合形象——戈帕特沙赫（гопатшах）公牛形象的概念。已经有学者表示，这一概念的起源远早于琐罗亚斯德教的产生。据琐罗亚斯德神话传说，由于阿赫利曼（Ахриман）的阴谋致使公牛毁灭，而他的全家却逃到了月亮上，等他们返回到地球上之后，给动物和植物都带来了好处。随后，在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的神像和宗教仪式当中，公牛的作用和古代东方传统习俗中关于月亮和公牛神像的联系合并了起来。对于灌溉农业社会，包括土库曼斯坦南部地区来说，阿斯特拉神（拜星教）非同一般。（注：托卡列夫：《宗教的早期形式》，莫斯科，1964年，第308页。）泥塑公牛陶俑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与开始驯化大角牲畜的时间相吻合。它们大量地出现在次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虽然它们没有各种星辰符合的特征。当整个宗教体系的法典进行编纂时，拜星教可能是与合乎教规的观念同时产生的，它显然受到了近东宗教观念的影响。
青铜器时代，土库曼斯坦南部地区的一些民族的许多文化特征都可以说明这种宗教观念与古代东方的联系，但在阿尔登捷别的庙宇综合体、建筑和文化客体中，当然是在思想观念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文化的合成和相互影响是整个中亚及相邻地区文化起源的特点。（注：马松：《阿尔登捷别》，第76，80页。）在社会领域中，这些复杂的思想意识过程无疑与社会劳动的大分工，即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有联系。正是在这种社会大分工的影响下，产生了明确的宗教体系，同时制定了相应的标志、象征、习俗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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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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