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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武士道剔牙齿
创作了武士道经典的人，是怎样的人？在我们的概念里，他应该活得很精彩。但生在文治时代的武士，徒具身份而已。没有打过一次仗，算什么武士？常朝就如此。他像公务员一样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一个在精神上要特立独行的人，却日复一日的平庸下去以至于死，只好用精神胜利法来救自己。而武士道，就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次惟有武士才能做的事，那就是，他居然曾为介错（武士在切腹自杀时，会找其他武士把自己的头斩下来以避免长久的痛苦，承担者即为“介错”），每念此事，便激动不已。
有人来信，在信里，夸了他的介错手艺，他无比珍惜，因为只有这一件事，证明他还算个武士。除此以外，武士只活在他的想象里。也许在这样的想象里，他会想起自己的父亲神右卫门。
神右卫门是一位真刀真枪的武士，70岁时生他。当时70岁，可是绝对高龄，即使在今天，70岁还能生子，这样的男人恐怕也不多吧。因此，他差一点就被父亲看作是盐贩子的儿子。常朝长大以后，自己也曾怀疑过自己的来历。他说，70岁生子，“水气不足”，是“阴干的”。神右卫门有一习惯，对孩子，哪怕刚出生，也必定要来个耳畔祝语：“长成大刚者，才必有高用”。把他要说的话，吹进耳朵里。就这样，他在常朝的耳畔喋喋不休了十一年。一直听着这样的话长大，那话，也就入骨了。父亲的训斥常在耳边：“武士无食，也要剔牙。”
他这一生，虽不曾为了撑门面，饿着肚子，无食而剔牙齿，但他却因为成不了像他父亲那样的武士，而咬文嚼字，在武士道里剔牙齿。他说，武士道，就是要看透死。他想象着，每日里，将自己置之死地，真是挖空心思。各种各样的死因和死法，他一一琢磨，如剔牙齿。可真正每时每刻都面对着死的武士，哪有功夫看透死？！
四、国学是个好东西
山本常朝青春期，曾向当时著名的儒者学习。他成长中，刚好碰上德川幕府提倡儒教文治主义。他本来是棵文治主义的好苗子，可他却反文治主义。你问他，为什么要反文治主义？他说，孔子也好，佛也罢，都与锅岛藩没有关系，抬举他们，会贬低了自己的武士，忘了祖先和历史。不要忘了，锅岛藩有自己的国学，他开篇就说：作为我锅岛藩主的家臣，首先要掌握我藩之国学。我藩之国学大旨，无非是我藩武家一门的来历，先祖苦劳奋斗累积起来的丰厚的智慧和慈悲之心以及由它们带来的长久繁荣的运兆。无论释迦、孔子，还是楠公、信玄公，他们谁都不是龙造寺·锅岛家的家臣，都不曾以家臣身份侍奉过我藩，怎能适合我藩武家风呢？所谓国学，就是先祖之学，先祖以武士道开国，向先祖学习，就要了解历代藩主事迹，他们的事迹就是历史，历史是武士道的载体。他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学，只有自己的国学，才能适合本国的国情，不光锅岛藩应该如此，各国都应该如此——以国学治国。锅岛藩国学虽好，但也只是适合锅岛藩，他不想放之四海。以各藩独立的国学，来对抗统一的儒教文治主义，还是战国时代的遗产。
我们知道，在日本以倡导国学而著名者为本居宣长，可本居宣长却是山本常朝的后辈，他是否受了山本常朝的影响呢？有可能。但他的着眼点已不同，毕竟时代变了。常朝立足于藩国传统，而他已着眼于整个日本。常朝以锅岛藩的历史为根本，建立了武士道国学，而宣长却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根底，确立了神道国学宗旨。这两种国学，一个基于藩国，一个趋于天皇，为明治时代的到来作了国学的准备。
强调国学，就是反儒教，反孔子，以为孔子无用于国家，常朝可谓第一人，而宣长继之。反孔子，无须讲什么大道理，全凭着一股子狂气。常朝对后世的影响，不是思想，而是狂，每当历史转折时期，狂就冲出来，扭转乾坤。例如吉田松阴，他的思想受山鹿素行影响，可他还有狂。
山鹿素行也反儒教，可他只反朱子学，要回到孔孟。而吉田松荫在狱中，作《讲孟余话》，连孔孟一并反了。他讲解《孟子》开门见山，矛头直指孔子和孟子，说：孔、孟二人，离开自己的生国，去仕奉他国的国君，这样怎么行呢？如果承认君和父为一义，那么我们能以君非愚即昏，就离开生国往他乡求明君吗？这与那种以己父为愚顽，而离家出走，认邻家翁为父有什么不同吗？然后，他斩钉截铁的说：孔、孟，失此义无须再辩！这话几乎就是接着常朝往下说的，是被《叶隐》的狂气熏陶出来的。明治思想家也反孔子，但他们已不单是出于狂气，还出于学理。
但学理却是西方的，福泽渝吉指出，儒教缺乏独立心和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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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网－博览群书 2010-07-05 0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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