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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民间文学体裁的研究状况
(一)史诗和叙事诗
“史诗”的界定是近年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什么样式的叙事文学才能称得上“史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夏祖恩《〈诗经〉的史诗特色初探》就将《诗经》中的部分篇章算作史诗，他认为：“《诗经》不仅是中国的文学性诗歌名篇，也是史学作品，它是中国的‘史诗’。《诗经》与古希腊《荷马史诗》相比，有中国自己的史诗特色。虽反映社会历史，但缺乏专题性。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浓烈，显示思维的原始朴素性。具有现实性思想，揭示斗争热点。文史交融浑一，本能凸现艺术。何以有如斯之史诗特色呢?中国奴隶社会制度特征影响了《诗经》的内容。中国史学起源早，有反映当代事件的能力。中华民族的经验思维、八卦思维及五行思维对《诗经》有一定的影响。中国早期的‘天命’、‘鉴戒’史观成为《诗经》的基因。”(196)陈开梅《论西周史诗的艺术特点及其影响》也认为：“西周史诗记载了我们祖先周人发祥和创业的历史。在艺术上具有极高的价值。诗中塑造了后稷、公刘、古公、文王、武王等鲜明生动的形象，同时诗大量使用赋体铺叙手法，层次清晰，祥略得当，且词汇丰富而准确，是文学史中早期的写实之作。这组古诗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7)谭必友《七姓证盟西迁与隐居的史诗——武陵山腹地的廪歌研究》将当代采录的民间长篇叙事作品也视为史诗，他写道：“在武陵山腹地的湘西凤凰、吉首、泸溪三县市交界地带居住着一支自称为‘廪卡’的土家族。他们在丧葬仪式中，演唱着一部古老的歌。他们称其为‘廪歌’，又称为《天王菩萨廪歌经》。这部古歌两千年传唱不绝，但它到80年代才被学者所注意。‘廪歌’包含了作为古代巴人后裔的土家族的许多历史信息，是廪卡人的一部史诗。通过这部史诗我们可以窥测武陵山区两千余年的历史文化变迁的侧面。”(198)
为当代中国学者所公认的中国三大史诗是：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以及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对三大史诗的研究也一直是学界青睐的课题。曼拜特《史诗〈玛纳斯〉的阿富汗变体》一文指出：“《玛纳斯》阿富汗阿希木变体的发现，证明《玛纳斯》帕米尔流派的存在，它特殊的叙事结构、音调、母题对进一步比较研究《玛纳斯》的形成、流变非常有益。”(199)尊胜《格萨尔史诗的源头及其历史内涵》认为：“格萨尔史诗包括两个部分，即至今在民间传唱的口头部分和已经铅印出版的文本部分。其中口头部分占据了史诗的绝大部分的内容。格萨尔史诗虽然呈现出口头和文本交织的繁杂局面，但史诗的整体结构却十分清晰：史诗以格萨尔为中心，纵向追溯了祖先‘董’氏族的渊源和传承，横向铺叙了格萨尔一生的丰功伟绩，每个故事在这个坐标中都有适当的位置。史诗的核心内容讲述‘董’氏族——岭部落的衍变过程。史诗提供的这些发展线索，能从历史典籍中得到证实。因此，我们可以确信，‘岭’部落、‘岭·格萨尔’在藏族史上实有其事，而不是民间艺人编造出来的。”(200)此外，讨论《格萨尔》的还有马成富《对〈岭国及格萨尔史诗〉的重新认识》(下)(201)，王蓬《维族的史诗——〈福乐智慧〉》(202)认为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也属于史诗的范畴。
蓝正祥《布努瑶创世史诗〈杠葩众〉初探》认为：“布努瑶族的创世史诗《杠葩众》世代流传于民间，成为布努瑶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它既是神话，也是历史，同史诗《密洛陀》是姐妹篇，对于研究和发展人类社会历史，开拓先进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203)张晓松、李根《拉祜族神话史诗〈牡帕密帕〉的文化特点》认为：“《牡帕密帕》是拉祜族最有代表性的神话史诗，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点，如充满浓厚、神秘的原始宗教观念，展示了拉枯族家庭婚姻和传统伦理道德的演变过程，同时还揭示了拉祜族社会生产力由低向高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阐示了拉祜族从游猎到游耕再到农耕的生产方式演变的历史规律。”(204)郭继红《拉祜族迁移历史的形象概括——拉祜族民间文学〈根古〉初探》指出：“《拉祜族民间文学集成》收集了拉祜族大部分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其中神话传说《根古》生动地记录了拉祜族悠久而富于传奇的生活历程，是拉祜族迁移历史的形象概括。”(205)谷因《布依族神话史诗〈安王和祖王〉与舜、象故事》认为： “布依族神话史诗《安王与祖王》故事与《孟子》、《史记》等古籍所载舜、象兄弟故事甚相类似。这两个故事所以相类似，是因为这两个故事可能本为一同源故事。舜、象兄弟故事是东夷族故事，而布依族历史文化来源则与古代东夷族有关，因此布依族的《安王和祖王》故事，可能是舜、象兄弟故事在布依族原始文化中的遗存形式。”(206)
近年，朱海容采录的江南民间长篇叙事诗《华抱山》是否属于“史诗”的问题引起学界的争论。过伟《中国四大英雄史诗之一——〈华抱山〉》持“华抱山史诗”的观点，他指出：《华抱山》又名《三龙歌》、《公道歌》，是20世纪吴歌搜集整理压卷之作，具有浓郁的吴地汉民族龙文化色彩特征，是中国四大英雄史诗之一。该文赞扬了《华抱山》史诗创作，传承、演唱的主体——歌师的艺术见解和演唱风貌(207)。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林涵若《英雄史诗英雄颂——评说朱海容和他的〈华抱山〉》(208)。
研究印度、希腊史诗的文章有高峰枫《荷马史诗与马可福音》(209)，傅波《生命的赞歌——从英雄本色看〈荷马史诗〉的审美价值》(210)，王燕《对波斯史诗〈列王纪〉的纯形式解读》(211)，卢铁澎《印度古代美意识的矛盾性——从史诗〈罗摩衍那〉说起》(212)等，王向远《近百年来我国对印度两大史诗的翻译与研究》(213)是一篇该领域学术史的总结性文章。
在史诗理论方面，孟慧英《史诗与认同表达》详细阐发了劳里·航柯在这个问题上的学术思想，指出：“国际著名史诗理论家劳里·航柯从文化功能的角度阐述了史诗的一般性质，认为史诗是表达认同的故事，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功能，它才作为文化群体自我辨识的寄托而成为超级故事。以往的那种用一般的母题、口传内容、类型、诗歌风格及一些相似的东西来进行史诗比较研究的方法，显然是对活态口头史诗经验探索的忽视，这种方法代表了史诗研究的简单化倾向。如何对史诗类型进行分类，如何在一般意义上界定史诗，劳里·航柯教授试图在活态史诗传统调查经验之上开拓一条新的思路。”(214)张延清《试论史诗的历史真实性》一文则通过引证荷马史诗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论述了史诗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是历史真实的再现，即史诗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这一观点(215)。
在叙事诗研究方面，有黄建明《19世纪国外学者介绍的彝族无名叙事诗应为〈阿诗玛〉》(216)，贺学君《千古歌吟的中华民间叙事诗》(217)，王明斌《黎族民间叙事长诗试论》(218)。
(二)民间歌谣(民歌)
对民间歌谣的研究是中国学者自五四以来的一大学术传统，本年度这方面的论文数量仍然可观，如：胡纯琦《论国风非原汁原味的民间歌谣》(219)，黄懿陆《东汉〈白狼歌〉是越人歌谣》(220)，陈开勇《南朝民歌〈四月歌〉所反映的民俗佛教内容研究》(221)，徐元勇《论民歌与明清俗曲之异同》(222)，牛锐《〈敕勒歌〉非鲜卑民歌》(223)，施爱东《私情歌谣与〈吴歌乙集〉风波》(224)。
当代少数民族民歌研究是中国民间歌谣研究的重头戏，这方面的研究有：吕霞《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民歌的审美意蕴》(225)，王君《风情浓郁的新疆民歌》(226)，王文韬《土族民歌的区域性特征》(227)，王永涛、赵珍《流传于新疆的汉族民间歌谣》(228)，李志杰《萨满神歌与满族民歌》(229)，汪立珍《论山林鄂温克族民歌的思想内涵》(230)。从音乐的角度研究北方和西北民歌的有潮鲁《谈蒙古族民歌器乐化发展》(231)，王小玲《内蒙民歌〈四季〉和声编配的理论基础与技术特征》(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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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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