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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季先生博通古今，所以深知民间文学的重要。
有一次，好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和季先生同车，我说印度两大史诗非常重要，可惜还没有中译本，最好组织人进行翻译。当时先生也有同感，没想到他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极度困难的岁月里，一个人担负起了《罗摩衍那》的全部的翻译任务，没有对民间文学的高度重视，是不可能从事这样艰巨的工作的。这部史诗共有六大卷，十多万行，这样难以翻译的梵文古典史诗，翻译起来需要花费多少劳动呀，这真是难以想象的。经过几年不懈地努力，终于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伟大的文化工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全部出版。后来他又鼓励他的学生们翻译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经过多年协同作战，翻译工作也已全部完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他不仅花大力气翻译了大部头的印度古典长诗《罗摩衍那》(六卷七大本)，而且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独自翻译了大部头的印度古典寓言集《五卷书》等民间文学作品。季先生还进行深入研究写出《罗摩衍那》和《五卷书》的长序和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大力宣扬民间文学的重要价值。作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如此亲近民间文学，这和那些以精神贵族自居而看不起民间文学的所谓“精英”们，真有霄壤之别。
1983年我和过伟同志编《民间诗律》时向季先生约稿，他很快写出了《印度两大史诗的诗律》，成为书中闪光的篇章。
在庆祝季先生90大寿时，我写了一篇《季羡林先生与民间文学》的长文，我发现季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写过一些很好的民间文学论文，对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民间文学作品和印度民间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我的研究生阎云翔同学还提供了一些有关材料，后来编入了季先生的文集《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这本研究民间文学的专集，原名《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是给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后来改了书名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此可见，季先生对民间文学事业的支持，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如此。他对民间文学是非常重视的。这实际上表现了一种尊重人民的进步的世界观，是五四精神——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言行一致、坚持不懈，这是季羡林先生的一贯作风。他说过，他对一些虚玄的空头理论是不感兴趣的，他崇尚实事求是、从事实出发的马列主义科学方法。
马列主义科学方法绝不像教条主义照搬照抄那样轻而易举，而要下苦功夫全面详尽地收集资料，从事实出发进行研究，民间文学和比较文学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虽然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气，而他却乐此不疲。
为了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季先生多年研究糖的历史，每天骑自行车去图书馆查阅中国古代典籍，几乎翻遍了四库全书，终于在80多岁时写出了一部《糖史》专著。把从中国的饴糖，到甘蔗的红糖，又如何发展成白糖的历史过程，对古代民间物质文化的创造，做了非常细致的考证，从而具体显示了中外民俗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
我在写《季羡林先生与民间文学》一文时，学习运用这种方法，阅读了季先生的十几本文集、有关资料和我平时积累的卡片，进行系统研究和思考，努力创新，完全用事实说话，而不发空论。据季羡林研究院的同志告诉我，季先生对我的文章是肯定的，要他们向我学习，这当然令我汗颜。其实这是我向季老师学习的结果。
正是在季先生的教导之下，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硕果累累，他的学生们正是在他指引下，出版了厚厚的4卷本《东方民间文学》(张玉安、陈岗龙等)专著，已列入“东方文化集成”。在北京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很多本东方神话作品集，这是西方文学研究者所难以比肩的吧。
季羡林先生把自己几屋子藏书无偿捐献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其中也有我送的书，但在图书馆的专藏阅览室中却没有《民间诗律》《中外民间诗律》《古今民间诗律》等书，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些书都放在他正屋的玻璃书橱中，可见他对这些书的重视。在这3本书中，包含了中国56个民族和各大方言区的民间诗歌的格律，还包括20多个外国的民间诗律。这是100多位语言学、诗学专家共同创新的成果。
由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季先生对民间文学和科学创新的重视。
季先生认为新诗创作不如民歌，认为民歌既真实又深刻，热情地支持我编《当代讽刺歌谣》，并题词鼓励我们“发潜德之幽光”，好好研究歌谣。有一次我问他，新诗的问题何在?他说新诗不如旧诗好背，记不住。所以要向民歌和古诗学习。
季先生的藏书很多，但有的书不好找，有时还向我借书，我记得他曾向我借过肖兵的《民间文学的精英》。民间文化也是精英，这和那种把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多么大异其趣。
我用行动向季先生学习，也把自己的一万多册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藏书，无偿捐献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了一个民俗文化图书中心特藏阅览室，(位于大图书馆三楼中间地带，和学位论文共处一室)，补充了北大图书馆民间文学、民俗学图书的空缺。
我想，如果大家都像季先生那样，把自己的专业藏书捐献给图书馆，那将会避免多少专业图书的流失呀。放在图书馆给大家看，大大提高了书的使用价值，对科学发展一定很有好处。
我们东方文化馆是海内外学者自愿组成的一个群众组织，由李望如、江树峰和薛汕先生发起成立，季羡林先生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担任了我们的名誉馆长，并且给我们的刊物《东方文化》题写刊名。他还在医院接待了我们的常务副馆长曾念同志。当时他已重病在身，仍然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年轻人。季先生对东方文化的热忱，真是感人肺腑，令人难忘。
我们中国民俗学会从1994年开始，发动全国各地会员共同编写《中华民俗大典》，这是几千年来第一次对中国56个民族的民俗文化，进行全面普查记录，根据统一的编写提纲和体例进行写作的超大型文化工程。我们请季先生担任名誉总主编，他不仅愉快地答应，而且积极支持，希望这套大型调查研究成果能尽快出版。如今这套35卷本的《中华民俗大典》已完成18卷，虽然困难重重，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支持。但我们坚信，这是国家迫切需要的。一定要保质保量地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以告慰于季先生的关怀与鼓励。
季老永远离开了我们，令人黯然神伤，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光辉榜样，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做一个真正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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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报 2010-05-2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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