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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老师不幸离开我们了，这是难以想象的事，心中感到极大的哀痛。这是东方文化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也是我们民间文化事业的重大损失。
季羡林老师是我东方文化的启蒙老师。记得是1955年吧，北大开了一门东方文学课，这是从未开过的一门新课，是作为东语系系主任的季羡林先生的一个创举。我们知道，季先生是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创建者，1946年从德国留学归来就被胡适校长任命为东语系系主任。创业维艰，开始时语种不全，后来逐渐增加，到1955年，主要语种都有了，但文学研究尚需加强，于是季先生组织了这门课，由各语种的老师分别讲授，而季先生则讲第一讲总论，讲述了这门课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使我们了解到过去只学西方文学而不重视东方文学是不对的。讲得深切感人，令人难忘。
季羡林老师对印度文学是深有研究的，但是他却安排金克木老师讲印度文学。他与金先生关系很好，绝没有那种“同行是冤家”的矛盾，在季先生领导下，金克木先生意气风发写了许许多多文章和著作。季先生这种君子之风，体现了一种中华美德：君子成人之美。在我的印象中，凡是对人民有益的美事，季先生都热心支持，表现了一种崇高博大的胸怀。与那种当今文坛、学界屡见不鲜的妒贤嫉能、排斥异己的小肚鸡肠根本不同。季先生是真正学者的楷模，这种君子之风，值得我们学习效仿。
季羡林先生作为著名的文学家，散文写得很好。从青年时代，他的散文就写得很美。他有一颗艺术家敏感的心灵，对人世间的美景、美德、美事等都非常敏感，善于用优美动人的语言把它们写成散文，用以弘扬人性之美、精神之美。即使在工作极其繁忙的情况下，例如在当系主任和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时候，他的散文创作也从未中断，甚至可以说他的散文几乎都是在繁忙之中写成的。
我曾经问他，工作那么忙，怎样挤出时间写作呢?
他说：“在走路时、会议的空隙中构思，回家写在纸上。每天早晨4点到7点是最安静的，没有会议、电话和来访，我的文章、著作和翻译，多是在这段时间里写出来的。”季先生几十年来，每天4点有时甚至3点就起床工作，当人们还在熟睡之中时，他已经开始写作。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我也学着季先生的样子，开早车而不开夜车，但是总不能每天4点就起床工作，只有写重要文章时才4点起来，一般要到5点才起。早晨精神好，效率高，写作既快又好。
季羡林先生特别重视民间文学，这一点给我印象极深。
1981年1月，当我的教材《中国民间文学概要》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他当时是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已经看到了样书。我去看他时他非常高兴地对我说：“谁说没有好书呢，这就是一本好书。”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的许多工作都无例外地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没有恩师季先生的支持，就没有我的今天。
1982年12月是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刊60周年，我们决定开会纪念，我去找季先生时，他一口答应、全力支持。他通知校长办公室在未名湖边的临湖轩开纪念会。此会由他亲自主持，师生几十人参加，开得非常隆重，学校特别派车进城去接来了90多岁的常惠先生(《歌谣周刊》主编)，80多岁的杨堃先生、钟敬文先生、杨成志先生、常任侠先生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负责人贾芝先生、民族学院的马学良、罗致平等老先生，北大的王力先生、吴组湘先生和林庚先生都兴致勃勃地出席纪念会，并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会上由我宣布北京大学民俗学会正式成立，并请老先生们为顾问，引起热烈掌声。本来我们是请季先生做会长的，但是他说他的社会兼职太多，还是由我来当，于是季先生当了名誉会长。
学会成立后，办刊物《北大民俗通讯》，举办民俗讲座，都需要经费，我去找季先生，他又热情支持，告诉我去找社会科学处吴同瑞同志，说他那里有钱。结果每年给我们2000元经费，这就使北大民俗学会的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79年我参加了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有时向国家教委申请出国经费发生困难，我就去请季先生帮忙，总能得到热情支持。季先生是国家教委外事顾问，他对民间文学的大力支持，给国家教委工作人员很深的印象。我多次出国开会、考察，到过五大洲30个国家介绍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获得意大利人类学国际大奖，如果没有季先生的关怀和支持，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当然，我知道，这也绝不只是对我个人的照顾，而是出于他对民间文学的一贯重视。
我发现，许多从国外学成归国的老先生，往往对中国文化和民间文学特别重视。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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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报 2010-05-2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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