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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愁思苦闷，有一天和朋友在网上聊天，她给我传来一首歌叫做《万物生》，听上去有新世纪的意思，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唱这个歌的萨顶顶已经声名鹊起了。
此后我找到《万物生》的专辑，虽然没有听出来多么浩大神秘，倒也不觉得像有的人说的是“神婆呓语”。不久前又看到她出新专辑《天地合》以及在世界各地宣传的消息，俨然已经成为“世界音乐”的中国代表人。不能不说萨顶顶的横空出世在职业团队的包装下非常成功，这个2005年还叫做周鹏的歌手，10年前就得过CCTV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银奖，此后打拼多年也不见起色，直到2006年变身萨顶顶才终于墙外开花，一炮而红。据说唱片在亚欧美澳各大洲都广受欢迎，还进行了环球巡演。
光靠改个名字显然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效果，萨顶顶一招鲜吃遍天的秘诀是所谓独创的“世界音乐”，即“中国民族原生态＋电子舞曲＋民族音乐＋发烧音乐”，其实就是抽离出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元素，利用西方电子乐的器械、节奏和混音效果将其加以改造。在语言上又刻意用藏文、梵文和所谓的“自语”来体现别样的异趣。这就具有了不少双重的卖点：既东方又西方，既古老又时尚，既神秘又开放。其中夹杂的异域风情和民族想象，显得尤其充满诱惑，从而使萨顶顶本人迅速崛起为中国新世纪音乐的代表人物，甚至超过之前同样靠吸收藏族民间音乐起家的朱哲琴。
邱大立曾经说，“民间”这两个字已毫不留情地被堆放在一间年久失修并称之为“传统文化”的库房里了，而据一项不完全的统计，它的主人也似乎更乐意对国外游客开放。最后，“民间”名副其实地化为了“冥间”。这番话说的是对比于热火朝天的工业音乐，惨淡经营的农牧业音乐——山间、溪边、田野或者城市的民谣、游牧民族马背上的吟唱、体恤民情和体察内心的民众自己的音乐。对于萨顶顶的音乐来说，也完全适用——在娱乐工业的攻城略地、斩获掳掠之后，民乐只剩下一些散兵游勇了。
那些曾经质地粗糙的、充满底层鲜活、容忍而又坚韧的各种各样的民族民间音乐乱草，如今已经慢慢被资本运作的大剪刀修理得光洁整齐、温和文雅了。它们在音乐工人、文化掮客和流行饕餮者的共同期许和改造中，已经慢慢靠近了一种“精致的流行主义”。“新世纪”就是这样一种精致的流行主义，这个大而无当的大口袋装进去很多东西，有民乐，却以流行乐为特征；有流行乐，却以混杂的新事物为内容；有宗教，但并没忘了人世；有人间，却玄语纷纷让你参悟不透。
我们看到的萨顶顶和朱哲琴已经不同，萨顶顶在“世界化——商业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在这个温文尔雅、波澜不惊的时代，因为商业共识，参差多态的各种民族民间音乐走向“世界音乐”似乎是个总体的趋势。每年带有官方色彩的原生态歌手大奖赛都是叫好不叫座，而当原生态的因素被娱乐工业虏获之后，却能迅速成为市场的兴奋剂。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有关“民族的”与“世界的”之间的辩证法。传说，鲁迅曾经说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流传甚广，经常可以在各类场合听到不同人的引用。其实，学者袁良骏很早就考证出鲁迅原话是“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文字的稍微变异就引起了意义上的深刻变化，鲁迅的原意其实强调的是“地方色彩”，并非说完全“地方的”，即将地方民族特色融入到一种世界化的形式中，这中间必然要进行必要的改造。
不过在文化认同作为强有力的民族心理的背景下，世界化又谈何容易？“世界主义”的思潮早在18世纪就盛行一时。1827年，歌德通过若干文章、信件和谈话，普及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但是，20世纪的民族自觉自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却使得“世界主义”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到了20世纪末，经济领域首先开始的新一轮全球化，也带来了文化上的一些试验。新世纪音乐可以算是其中的一个支流。这样大约也是和音乐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带有的“普世色彩”有关系，黑格尔就认为音乐是最接近于理念的高级艺术，它更容易成为突破地方性的出口。
当然，在如今的社会背景下，世界主义、国际主义、跨国主义等等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各种理念纠缠在一起，需要甄别对待。而就文化交流和传播来说，音乐的新世纪转型固然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工业塑形对于民间原生态不同声色又持久深刻的伤害让有心人扼腕叹息，但这也许就是历史的代价？而萨顶顶这样的一些人也许就是充当了过渡期的中介？
晚近一些学者注意到，西方神秘学和异端教派认为当代是一个转型期，正将由基督教文化本位的“双鱼座时代”准备进入新时代，即“宝瓶座时代”。而宝瓶座象征人道主义，认为人类由追求物质的、科技层面的进步，将演进到注重心灵、精神层面的探索，找到超越人种、肤色、民族、国籍以及宗教派别的人类心灵的共通点，认知人类的同源性和平等性，从而达成四海一家与和平的远景。这大约也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吧。希望梦想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中介一步一步得以实现，尽管我们都知道这有多么艰难。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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