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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真]地方道教如何作为田野?
——评黎志添《广东地方道教研究——道观、道士及科仪》
  作者:吴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3-17 | 点击数:10732
 

 

长期以来,中国道教学者多侧重于历史、思想、经典的研究,对于道教在中国地方社会上不同的生存形态、道派传统和历史发展,尚未充分重视。2007年出版的黎志添《广东地方道教研究——道观、道士及科仪》一书(下称“黎著”),走出书斋,观察生活中的道教,在香港及广东地区长期道教田野调查之上,为中国道教研究提供了结合宗教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范式。
作者黎志添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其道教研究始于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葛洪《抱朴子》研究”,1995年从美国回港执教后,专注于六朝道教史研究。1999年作者决定从公元5世纪跳回到当下社会,与人类学者一样进入香港道教的田野作业,对此转型,作者在《引论》中交待道:“这一部分(六朝道教)研究可以从道教创教的教义、经典框架去把握道教。而从当今香港活跃的道教实践出发,更可以帮助学者理解中古道教如何与地方社会和民众建立紧密的关系。”西方道教研究翘楚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在此书序言中,肯定田野调查对于道教研究的必要性:“道藏的绝大部分为科仪而写,学者必得理解科仪然后方能理解道藏,因此,活态道教传统的田野调查对于理解道藏文本无疑为必经之路径。”
对于道教研究而言,田野经验绝不仅仅是为了重返历史现场,更是理解贯穿于两千年来道教根本问题的一把钥匙,即土生土长的道教如何是“中国人文化的根底”?黎著全书从道观、道士、科仪三个层面,试图从广东(包含香港)地方道教个案研究出发,为此问题提供一种答案。
 
一、道观与地方社会
 
制度化宗教扎根于地方社会,首先需要“立观度人”。黎著第一部分剖析广东历史最悠久的5座著名道观,以此观照道教由宋代到当代的生存发展模式。第2章以细腻的历史笔触,描述了一座道观与一座城市的变迁史。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勅天下各州设立官立道观“天庆观”开始,全国各地的天庆观(元代改名“玄妙观”,清代改名“元妙观”)便担负起向地方社会传播道教的官方机构角色。自北宋迄清末,广州元妙观多次毁于兵燹,又经历过至少14次大规模的重建。民国初年,在国民政府反对迷信的政策高压之下,元妙观被市政厅夺为公产,再被拆平,元妙观内的千年正一派道教传统也告瓦解。官立元妙观的兴衰,不仅见证着一座城市的宗教历史与城市生活,更折射出千年来中国政治社会的种种变迁。近年来西方学界的华人学者对此发掘尤多,如王岗的“兰州玄妙观与明代边防政策研究”(2003),刘迅的“南阳玄妙观与地方社会”系列论文(2004、2006)。黎著对于广州元妙观个案研究,在利用碑刻、方志、传教士日记等文献的广度与深度上,足可为有志于城市宗教史研究的后来者提供范式。千年之间元妙观的道教活动和公共仪式服务,官方道官与官立道观制度的具体执行,道士的道统传承,道观与城市民众尤其是文化人之间建立的文化精神上的联系,诸如此类的议题在作者察微知著的文献解读之下,一一展开。
第3章《清代广东全真教道观考》题名为“考”,却远非传统道教史研究的静态历史研究,此文始终在追问:清代全真教如何逐渐取得广东道教的话语权力?清初以前,广东道派传统只有正一派一家独大,金元时期即已盛行北方的全真道教,并未进驻广东道观。顺治年间传入广东的全真龙门派,在康熙年间成功入驻本由正一道士主持的罗浮山道观,由此而始的六十余年间,全真龙门派迅速成为广东道观的主流。至清末,广东其它道派传统的道观纷纷以罗浮山全真教龙门派为宗,时至今日,广东地方道观与香港大多数道观(堂),多以“全真演教、龙门正宗”自居。
以往华南地区与香港道教史的研究者,如Batholomew Tsui(徐佩明)的英文著作Taoist Tradition and Change: The Story of the Complete Perfection Sect in Hong Kong(1991),多是根据道内文献(如清人陈伯陶《罗浮补志述略》)和道内人士的口述历史为基调,加以地方文献的佐证,很少对于“全真正宗”的接受历史加以追问。黎著却穿越这些文献的话语迷障,去探寻全真龙门如何在道士、著名文人、满清南下旗人藩将、地方官吏的合力之下,逐渐从惠州传播到广东,直至成为今日广东道教的正统身份。虽然作者不曾参与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的合唱,然而其考察道教身份认同的动态历史之学术意趣,却与历史人类学遥相呼应。从黎著对于广东5座最具代表性道观的沿革流变之描述,不难看到正一与全真两种道教生存方式的异同;而透过这些道派力量升降的表象,背后的国家宗教控制已经昭然欲揭。
第4章在讨论香港吕祖信仰发展历史时,也贯彻着同样的追问意识。近代广东地区盛行以供奉吕洞宾为主的道坛组织(吕祖道坛),二十世纪初期,吕祖道堂纷纷迁移到香港设立分支道坛,形成了今天香港绝大多数的道堂组织。虽然现时香港道堂多强调道教全真派龙门宗的道教背景,黎著的历史追溯却更清楚看到它们与以扶乩为主的民间吕祖信仰清晰的历史渊源关系,而与全真龙门派的渊源相对地模糊不清。1950年代之后,香港道堂因时代原因割裂了与大陆祖堂的道脉,原来只是个人清修的内向型道堂开始独立地面对地方社会,他们抓住香港经济腾飞的契机,将自身发展与香港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逐渐成长为具有香港特色的道教团体。黎著详细分析了香港道堂从传统民间信仰团体到“社会志愿团体”(social voluntary organization)的转变过程,侧重考察社会发展、宗教团体的宗教生活与公众参与。应当指出的是,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中,内地佛教、道教团体也进行着与上个世纪香港道堂类似的社会功能转型,但内地学人对此历史进程缺乏必要与及时的观察与描述。黎著兼具宗教历史延续性与社会学当下性的信仰团体研究,可为内地学界提供一些示范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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