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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柯把他对范式性质的理解概括为如下几点(Honko 1983: 17)：
-范式是关于真实存在的科学图景
-范式为具体研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
-范式通过程序和技术自证，而且将通过创造一个世界性研究视野并致使多种研究方法的整合来超越先前的程序和技术
-范式只涵盖了一部分的事实
-范式可以生产新的知识
-范式终有一天将穷尽其一切逻辑可能性
得到以上的归纳之前，在1979年发表于《诺威格》的文章中，航柯号召对那些学者们事实上应用于他们学术成果的元理论的推论和个人倾向予以更多的觉识(Honko 1979：255)。航柯认为，这尤其关系到事实本质的本体论问题，他发现自己和被调查人对事实本质的认识并不相同，例如，拥有民间信仰超验叙事(memorates)[②] 的被调查人能看到超自然存在，而作为学者的他却不能(Honko 1979: 257-60; Holbek 1992a: 16-17航柯的评论)。他鼓励学者去阐明理论上的前提。他把理论前提比作脚手架，也就是临时的结构框架，“楼房盖好”后就拆除，研究就完成了(Honko 1979：255)。
航柯开启民俗学研究范式，引发同行们提出了许多关于方法论研究的重要论点。走在当今学术反思之首的丹麦民俗学者本特·霍尔贝克(Bengt Holbek)，开始破译民俗研究中的默认知识(tacit knowledge)。霍尔贝克用默认知识这个库恩曾用的概念，指涉无说明的假设、因学者自身阶级位置造成的先决条件及其对他们研究的影响、不加怀疑的理论、民俗学者——作为中产阶级代表和珍爱社会下层阶级的资本家——的成见和浪漫的取态(Holbek 1979, 1981, 1992a, 1992b)。霍尔贝克认为，默认假设(tacit assumptions)把民间等同于一个理想的实体，而他的材料却显示，这个理想实体与个人风格和偏好冲突(Holbek 1979：216-17， 221;Holbek 1981：134-5)。霍尔贝克用同一逻辑反对民俗学和民俗学者对民族类别的使用。没有理由利用民俗作国家的辩解，因为某种民俗的认同与国境无关。国家来自学者，而非民间。
中产阶级热衷于 “民间”的重新发掘使传统歌谣和叙述作品成了“民族”财富，尽管事实上它们对任何一个民俗都没有多少特殊性，对以此自娱自乐的穷困民众简直没有任何民族意识可言。(Holbek 1981：134-5)
霍尔贝克在此指出了认同意识的一个要点。怀着民族主义思想的民俗学家倾向于收集、编目、陈列资料，民族的意义符号不是从它们的表演者而是收集陈列者那里获得。霍尔贝克称此为“民俗滥用”，“仍然被缺乏见识的作者和宣传员发布”，但“在本世纪的学术圈里已被逐渐抛弃” (Holbek 1992b: 5-6)。
霍尔贝克的观点打破了转喻和象征论的权威，因为它并不要求如此精确的相关性。象征和转喻是争论的关系。依据古俗划分的版图被合法化和神圣化的历史背景下，相关的赫尔德的民族观念在民俗文化尤其是民间诗歌中被具体和读出，通过提出民族语言历史的“远古证明”，民俗学知识被建设为民族主义的象征和转喻，从而得到政治国家作为民族单位的合法性(Abrahams 1993)。传统变为遗产的转化，传统再现过程中的转喻，使民俗学成就了“民间”创造的“民族文本”(national text)，而这个“民间”更是学术构建，而不是社会学上的实体。依照学科的赫尔德前提，“民间”是国家言论中的“民间”，而不是“民间”自身或它的人口统计学的指称。
这些过程不是霍尔贝克一代北欧民俗学者所评析的目标。他们认为学术成果的民族主义框架因理性主义而日益衰退。霍尔贝克专注于民俗研究中的权威政治基础，但他的方法不契合当时对知识的社会结构或学者领域和学术圈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认识论反思的期望(参见Becher 1989, Bourdieu 1988, Gerholm 1990)。关于学者的态度、偏爱和成见，霍尔贝克对正确论证和错误论证之间的界线的关注，胜于挖掘它们暗藏的前提或理论的层次结构。他的丹麦同行比吉特·勒尔比(Birgitte Rørbye)在一篇笔记中批评道，默认假设是霍尔贝克“经验主义错误的可能来源”，因此，“对默认假设的探讨使他陷入了毫无哲学蕴涵的艰难的基础研究。” (Rørbye 1993:29)
一个雷同的评价也许适用于劳里·航柯的“研究之研究”的方法。杭柯对民俗学范式的研究，引领许多同行提出了关于研究方法论重要论点，并最终上升为研究伦理。但是，实际运用上他在描述研究范例上不再使用范式概念作为分类工具。“必须识别、分类和分析这些范例及其对我们的影响” (Honko 1983: 13)表明了他注重反省和自我批评。因此，他审视民俗学范式，把一系列的方法论置于一套编年表和个人价值序列中。这些方法论为历史地理学方法、比较主义、文类分析、结构主义、表演分析和传统生态学( Honko 1980a, 1980b)，其中前四项是文本和传统导向的范式，后两项是语境和主体导向的范式。
1981年利佩里大会，依据一个范式指示一个学派或思想阵线(Honko 1983: 7)的概念，构建了北欧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方法途径的发展图式。大会主题为“北欧传统研究——学派思想”，大会发表的所有论文题目都共表其旨。尼尔斯·斯托拉(Nils Storå)的《北欧民族学材料研究》，马格纳·韦吕尔(Magne Velure)的《北欧民间信仰研究：学派和方法》， 而会议之外的欧蒂·莱赫蒂普罗(Outi Lehtipuro)通过描画“北欧民俗学趋势”来探讨往届的北欧民族学和民俗学大会( Honko &Laaksonen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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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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