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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相互渗透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虽属两种各有特点的文化系统，但是这两种文化从其源头开始，便有着相互交流与渗透。早在新石器时期，属于黄河文化主流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向南伸延，与长江文化系统的屈家岭文化向北伸延，相互交错，在淮河上游地区形成了三种古文化并存的局面。龙山文化不仅东延至黄河下游，而且南伸至长江下游地区，与青莲岗文化交错共存。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也南伸至江苏北部，与青莲岗文化在淮河下游汇聚。到了青铜器时期，南、北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流与渗透更加广泛与深入，尤其是吴越地区，不仅笑纳楚文化的影响，而且大胆接纳、引进黄河文化系统的贤能之士。来自黄河上游的泰伯，自然也带来了黄河文化，在吴地不但受到了欢迎，而且成为吴国的领袖。齐国的著名军事家孙武，受到了吴王的重用，他改革图强的思想，尤其是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建议，也受到了吴王的重视。
尽管如此，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间的差异仍然很明显。《庄子》一书中，有两处讲述了同一个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其中，“相濡以沫”形象地体现了黄河文化的代表孔子、孟子所倡导的“仁义”关怀。长江文化的代表则认为，还有比“仁义”关怀更好的存在方式，就是“相忘于江湖”。在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生存状态良好的社会里，人们会忘掉“仁义”。老聃、庄子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完全按照自然规律构建、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而无需“仁义”关怀的社会。
“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的争论，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汉武帝一锤定音，选择了“相濡以沫”的儒术，使其成为治理天下的主流文化。封建统治者选择黄河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心，与他们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是一致的。
长江文化成为新的中国文化重心
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局面终于来临。新文化运动的涌现，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文化的重心开始由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转移。新文化运动承载的是整个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华夏民族文化观念的一次重大历史性转变，是将整个民族文化从“相濡以沫”的观念转向“相忘于江湖”的观念。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将直接规范、制约中华民族以后的发展历程。
推动这次文化重心转移的先驱人物，绝大多数是长江文化圈内的知识精英，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继新文化运动之后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前仆后继的政治家，也大多来自于长江文化圈中。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观念的转变已经落实到了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的转变。华夏民族在文化重心的转移中开始复兴。
中国文化重心转向长江文化，并不意味黄河文化的消失。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相濡以沫”的文化理念在融通人际情感、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文化重心转移，开拓、创新、进取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仍然要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我们主张核心价值二元论，开拓、创新、进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和平、和谐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只是主次易位。“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长江文化居于主导地位之后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必然表达。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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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2-1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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