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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塑造了南方人的文化性格
主持人：从历史上看，南方文化的个性是怎么形成的？
谭元亨：中国文化也可以划分为三大文化板块。第一板块当然是长城以内，即古代中原的范围，属于农耕文化的板块；另一板块则是长城之外，为游牧文化。还有一个板块，便是东南沿海，当为海洋文化。三大文化板块，均先后主导过中国文化的演进，前两个文化自不消说了。而对于南方，海洋文化的色彩，也有深浅之分。从大的方面分，可有吴越、闽台与岭南三个层次，其间，广东的海洋文化色彩是最浓的，早在唐代，白居易诗中就认为“弱与南殊异”、“忧道不忧贫”，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海关监督杨文乾亦奏云：“粤人惟利是视，身命皆视为次”，与北方有不同的义利观。当年李鸿章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讲的是无论是农耕文化还是游牧文化都已主导不了中国，而海洋文明正浩荡北上。的确，在他之后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其主帅均是广东人。陈忠实曾说过，“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坛，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大都是广东人主打。如果说，北方是以山为忠厚的象征，南方则以水为灵慧的代表，所以，连民谚也不同，称“欺山莫欺人”。地域的不同，令所在地的族群的人文品格也产生了差异。可以说，正是自古以来，海洋文化塑造了南方，尤其是南方人的文化性格。
其实，早在两晋时期，江南一带，聚族而居的传统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南方人的自立、自主、自司，日益增强。广东有一句民谚，便是“马死落地行”，表现出一种摆脱封建的依附意识非常独立的精神。广州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商业都会，连城市布局都以商业为中心，没有皇权的中轴线。明清以隆，洗脚上田、弃仕经商，更蔚然成风，“仕农工商”的排序早早被颠覆了。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十三行八大家为对象产生的谣谚：“潘卢伍叶，谭左徐杨，龙凤虎豹，江淮河汉”，把商人比拟为“龙凤虎豹”，称颂他们的业绩与胸怀有“江淮河汉”之广阔。其中的伍家，被列入世界首富，是当年美国太平洋铁路的重要投资者，可见商人在广东人心目中的地位。当然，海洋文化的两大要素，一是商业文明，一是向外拓业，后者，则有广东数以千万计的海外华人华侨为证。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与俄罗斯不同的，是由于有大量的“外资”进入，所以我们经济改革才走得那么快，而当时的“外资”，其实90%都还是华资，是海外的华资，而俄罗斯则叹息他们没有这样一批“俄资”，所以几乎让“休克疗法”打趴下了。
■地域文化是推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动力，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历史素材
主持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掀起了一股地域文化研究热，那么研究地域文化有何现实意义？
杨海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就要求文化建设有相应的发展。党中央指出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任务。十六大报告指出了文化的重要性，强调在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课题。这些大大推动我国文化发展和文化研究。在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中，研究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随着研究的深入，各地域文化的内容及其特点，必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文化人类学来看，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多元的外在呈现和内在结构丰富的直接体现，也是推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动力，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历史素材。以河洛文化为例，它除了蕴涵着和为贵、和而不同、和以处众、内和外顺等丰富的和谐思想之外，还有其存在与实现的特殊形式与传统，这是构建地方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文化源泉。如中原人具有重然诺、讲义气的品格与秉性，在处理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商品流通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时，就应注意充分发挥这一历史文化积淀的优势，通过和风细雨沟通与交流，运用友情、乡情、亲情和温情，促成矛盾的调和与化解；能不诉诸法律的则尽量不对簿公堂，使冲突在调解中达到和合；能在民间解决的官方则可尽量避免介入，使矛盾在村夫山野的礼让中得以消融。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域文化犹如一部分无字的“习惯法”，在弘扬和谐文化传统，创新和谐文化内涵中具有无形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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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网－《北京日报》 2010-02-08 08: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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