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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近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叙事方法的思考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笔谈之一
  作者:王笛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2-02 | 点击数:11550
 

  由于这样的构想,使我避免了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很容易出现的偏向:即把晚期中华帝国或早期近代中国,视为一个停滞的社会,这正是在西方和中国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从黑格尔的“一个无历史的文明”之说,到马克思“密闭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之形容,还有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以及中国史家“闭关自守”之论证,无一不是这种认识的反映(还包括像孟德斯鸠、密尔等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家。黑格尔的“一个无历史的文明”<a civilization without a history>其意思是指中国总是王朝兴替,周而复始,没有进步。他这里所称的“历史”是指历史的“发展”,而非我们一般理解的“过去的事”)。然而在《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书的论述中,无论从农业经济、传统手工业,还是从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以及教育、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都可以看到这种发展,证明即使是在长江上游这个中国相对封闭的区域,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社会从未停止它的演化。

  不过,也必须承认,当我在进行这项研究时,主观上并未把“停滞论”作为自己所要论辩的对象,而且《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书是在现代化理论影响之下完成的,其宗旨是探索一个传统的社会是怎样走向近代化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把传统的丧失和现代因素的出现都视为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并给予这种发展积极地评价。换句话说,这个研究是从现代化精英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变化的,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上。研究地方精英,无疑是了解清代长江上游的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好窗口,然而这个角度也制约了我在《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书中语言的使用,用目前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是接受了精英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和“话语”(discourse)。例如在讨论大众信仰、民风民俗时,所使用的“迷信”、“懒散作风”、“惰性”以及“不良社会风气”,都是当时地方精英批评下层民众的常用语言,而我在使用这些带价值判断的词汇时却未作认真辨析。

  《街头文化》的英文本是2003年出版的,距《跨出封闭的世界》的出版已经是整整十年,它反映了我学术兴趣、学术观念、学术方法的极大的转变。如果说《跨出封闭的世界》是从精英的眼光去看社会的变化的话,那么《街头文化》则是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探索现代化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虽然《跨出封闭的世界》也观察了普通民众,但并未对他们予以足够的重视),即是注重传统的价值,并把下层民众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且把重点从对社会的全面考察,集中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探索。在分析社会演变时,我更加注意下层人民的反应,以及他们与精英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并考察人们怎样为现代化付出代价,同时揭示他们怎样接受和怎样拒绝他们所面临的变迁的。如果说《跨出封闭的世界》注重“变化”(changes),那么《街头文化》虽然也研究变化然则更强调“持续性”(continuity)。我的研究范围也大大缩小,从整个长江上游区域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城市,从社会的各方面聚焦到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从两百多年漫长的清代限定到20世纪前后60年的历史。

  这个更加限定的研究范围,使我能集中深入考察和回答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公共空间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有何功能?城市民众与城市公共空间有何关系?谁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占据者?普通民众是怎样使用公共空间的?国家和地方精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街头和社区?改革和革命是怎样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大众文化和公共空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在公共空间中,下层民众、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关系是什么性质?以及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是怎样交互影响的?这些问题对认识中国城市十分重要,但却仍缺乏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将深入我们对近代中国城市的理解。

  在《街头文化》完成后,在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我把全部精力放在完成关于20世纪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的两卷本专著上,其中第一卷已经完成。本书对茶馆问题已经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不少问题,而我关于茶馆的专著则将把许多已经提出的问题深入化、具体化和微观化。这个课题使我的研究范围进一步缩小,即从整个成都城市各种公共空间缩小到茶馆这特定的公共空间,把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来考察,去探索整个20世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人们的公共生活是怎样变化的。并通过茶馆这个微观世界去观察那个大的世界的变迁。由于空间范围的限定,使进行非常细致的分析成为可能,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个关于茶馆的研究或许可以说是“微观历史”(microhistory)。“微观历史”虽然在西方史特别是中世纪欧洲史的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发展,然而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则基本阙如,这除了史学方法的问题外,还因为对中国社会和社会生活研究缺乏系统的资料。在中国几乎找不到像欧洲教会档案、宗教裁判所那么大量、系统和完整的记录。虽然我并未能克服这种资料的缺陷,但多年的努力——从挖掘档案到实地调查——也使我能够进入到茶馆的内部,去探索那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微观世界。

  【收稿日期 2005-11-20】

  作者简介:王笛,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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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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