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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城市的底层
茶馆研究是认识中国城市的新的着眼点。我近年对城市的研究包括内陆城市、社会底层、街头和邻居、社会生活的基层单位、以及公共政治，希望这有助于对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变迁、文化持续性等问题的理解。关于茶馆的研究证明，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成都文化最明显的展示，20世纪初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迁，导致了城市公共空间的重建、人们公共角色的重塑，以及民众、精英、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义。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街头和茶馆紧密联系在一起，成都人创造和欣赏其丰富的茶馆文化。城市居民特别是穷人利用茶馆作为其从事商业、娱乐、庆祝等活动。随着社会变化，受到西方影响的社会改良者寻求规范公共空间的使用，民众不得不为维持其对茶馆的使用权进行斗争。
在现存的关于近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儿乎都是精英活动，他们在改良和革命运动中有着显著地位和影响。在20世纪初，当中国城市发生政治演变时，成都与国家政治的联系也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我考察改良和革命怎样把茶馆和民众纳入了其政治轨道，茶馆文化怎样被演变成为茶馆政治，通过考察国家与民众、国家与精英的冲突，考察精英和民众怎样具有了新公共角色。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虽然茶馆生活继续进行，但茶馆不再仅仅是一个谋生、日常生活、体闲的空间，而成为政治冲突的舞台。民众在茶馆的活动也陷入了地方政治的斗争中。
在中国史领域，焦点基本放在精英思想怎样影响了政治，但茶馆研究为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角度观察社会演变。政治的变化无常导致公共秩序的恶化，影响了邻单和社区的稳定。整个城市性别、阶级、族群间的冲突加剧。不过，我们应该意识到，政治演变使一个相当封闭的区域开放，带来了新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辛亥革命后的成都提供了一个政治怎样影响日常生活的极好实例，也显示了大众文化研究中政治问题的重要性。
问题意识
当我们试图对都市大众文化问题进行微观考察时，面临许多困难。一个卞要问题是收集和解读资料的困难。我们知道，中国历史是由精英所书写的，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地方和国家的正统历史中缺席。克服这个缺陷意味着我们应该修正，我们过去对史料的认识，进一步开拓新资料。更为困难的是对资料的使用。由于精英是记录者，虽然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民众，但我们所看到的大众和其日常生活是透过了精英的眼睛。怎样处理文字资料成为研究大众文化的一个关键的问题。这导致一些学者提出了“庶民能否讲话”的疑问。虽然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认为必须要以新的思路解读和利用资料。一般说来，我们必须意识到所使用资料的性质，以及使用它们来研究大众文化和下层阶级的局限。
由此产生了第一个问题：茶馆的研究面临怎样区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问题。虽然历史学家们都承认两者不同，但对它们的定义却一直存在争论。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提出大众文化的汉语甚宽，“从民居到大众崇拜，从灌溉技术到皮影戏”。在我关于街头文化茶馆的研究中，所讨论的大众文化是民众所创造的文化。在传统社会，由于缺乏文化交流，文化的区域和地方性十分明显。因此，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经常联系在一起。按照葛兰西(A ntonio Gramsci}的说法，通俗歌曲可以有二种：一是“由民众谱写而目为民众谱写”，一是“不由民众谱写但为民众谱写”，二是“既不由民众谱写也不为民众谱写，但由于与民众思想和感情接近，而为民众所接受”。
我的研究焦点是第一类，但是正如，如甘斯(Herbert Guns)所指出的:“许多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比他们的观众受的教育更好。"因此我有时也必须考虑到葛兰西的第一和第二类。
第三个应该强调的问题是，是否地区或地方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个理解中国城市和城市生活的一个普遍模式。微观研究的意义在于，能够为城市研究上升到一个更广义层次提供个案分析，其不仅能丰富我们对成都的知识，而目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他中国城市。由于中国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特征的复杂性，任何同一或例外都应该在我们的考虑之内。
我们应该意识到的第四个问题是，对社会最基层单位的研究和进入城市底层的同时，也应该重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事件。一方面，对微观和下层研究使我们能观察那些在社会底层知之不多的现象。另一方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的考察加强我们对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因此，当我将焦点放在城市民众、街头、茶馆，那么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不可避免地纳入我的讨论之中。这种取向使我们在研究微观问题时，也充分注意到宏观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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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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