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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江南研究越来越热，但其中有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江南区域的界定、江南文化的源头与精神以及传统江南与当今长江三角洲的关系，却一直缺乏正面的研究与深入的阐释，因而在这里进行一些初步的界定与阐释，以期为江南文化研究提供基本的语境与参照。
太湖流域“八府一州”为核心区
研究江南文化，首先要明确的是江南的地理范围，但这又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由于历史上不同的行政区划，致使江南在地理范围上屡有变化，并在学术研究方面形成了一些不尽相同的观点。大体上看，古代的江南往北可涵盖皖南、淮南的缘江部分，往南则可以到达今天的福建一带，往西则沿着长江以南一直延伸到四川盆地边沿。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我们也应从江南地区真正走向成熟形态的时代开始。尽管魏晋以后，由于北方与中原的人口、文化大量南移，使江南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后来居上。但真正具有成熟形态的江南，是在明清两代。
据此，关于江南地区的界定，以李伯重的“八府一州”说最为可靠。所谓“八府一州”是指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从苏州府辖区划出来的太仓州。在历史上，尽管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化，江南地区在地理版图上时有变化，但以“八府一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作为江南核心区却始终如一。当然，“八府一州”说也不是没有问题，由于过于偏重古代的太湖流域经济区，这一界定有时也会显得机械和不够灵活，特别是忽略了与其在商贸和文化上联系密切的周边城市，如“江南十府说”中提到的宁波和绍兴，还有尽管不直接属于太湖经济区，但在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城市文化上却联系十分密切的扬州和徽州，以及由于大运河和扬子江共同编织的更大水网而后来被纳入长三角城市群的南通等。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我们不妨借鉴区域经济学的“核心区”概念，将“八府一州”看做江南区域的核心区，而其他同样有浓郁江南特色的城市则可视为其“外延”部分或“漂移”现象。瑕不掩瑜，作为江南区域在历史上自然演化与长期竞争的结果，“八府一州”不仅圈定了江南地区的核心空间与主要范围，其在江南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主体地位，也是很难被其他相关的地理单元“喧宾夺主”的。这是我们选择明清太湖流域“八府一州”作为江南区域界定的主要考虑。
以长江文明为渊源 以诗性文化为本体
在关于江南文化的认识上，学界常见的是“一分为三”，即“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这一划分尽管便于应用和描述，但由系统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基本原理可知，作为有机整体的江南文化必然大于“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因而对三者的单体或共性研究决不等同于江南文化研究。以“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研究取代江南文化研究，又恰恰是相关研究中最普遍的现象与事实。要想在深层结构上解决界定江南文化的困难，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合法性的解释框架。具体到江南文化语境，可从原始发生与精神本质两方面进行探讨。
从原始发生的角度看，在江南文化起源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是“黄河文化语境”。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对包括江南在内的中国相关区域文化的认识与判断，均以作为黄河文明核心的齐鲁文化理论谱系为基本语境。但在实际上，正如李学勤指出，一元论最根本的问题是“忽视了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而当代考古学的大量新发现，“使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文化第一次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以黄河文化为单一中心的论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因而，只有以上古时代自成一体的长江文明为背景，才能找到江南文化发生的真实历史摇篮。
在精神本质的层面上，是要弄清楚江南文化最独特的创造与深层结构。如果说，本质是一个对象所独有的东西，那么关于江南文化的本质，就可以通过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来寻找。“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这是康熙写给江南大小官吏的一句诗。这句诗很值得玩味，一方面，它表明政治家的眼光看得很准，与其他区域相比，江南最显著的特点是物产丰富与人文发达。但另一方面，政治家也有很大的局限，他只能看到对政治统治有用的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而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江南却更多地是一个诗与艺术的对象，是“三生花草梦苏州”的精神寄托，也是“人生只合扬州老”的人生归宿。它可能很大，如白居易诗中的杭州，也可能很小，如李流芳画里的横塘。如果说，在江南文化中同样有伦理的、实用的内容，与北方文化圈一脉相通，那么也不妨说，正是在审美自由精神这一点上，才真正体现出古代江南民族对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创造。一言以蔽之，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由此可知，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审美—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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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2-2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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