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内篇》中，记载的都是庄子的学术活动，也没有谈到收徒的情况；从《天运》到《山木》，开始出现庄子与贵族交往情况和收徒讲学情况。从《山木》至《说剑》，不但记载了庄子与贵族的交往，而且还记载了他直接同国君的交往。这一情况，正是一个思想家从学术研究开始，逐步受到贵族乃至于国君重视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至乐》写庄子妻子去世，《徐无鬼》写朋友惠施去世，最后以庄子本人的去世作为全书的结尾(《天下》是对各家思想的评述，有人认为它是全书的自序。而《天下》实际上也是以庄子思想为结尾)。这种安排不能不说是经过一定的系统整理。而且《列御寇》以庄子之死为全书之结，《天下》以庄子思想为整个学术评论之结，也说明了整理者就是与庄子基本同时的学生，甚至负责最终编纂的人就是庄子本人。(《庄子研究》第29页，又《庄子考辨》第16页)

　　其言似甚辩，可看了好些遍，还是不明白：即使张教授梳理的情形属实，就何以能说明《庄子》是庄子及弟子编纂而成的。

　　悬揣张教授的意思，大约是以为，既然《庄子》中庄子的活动展开是齐整有序的，那就该是当初庄子及弟子精心考究、缀合编纂的。

　　这是哪家的道理呢？

　　一般不会怀疑《孟子》是孟夫子与弟子相与写撰的，《史记》的《孟荀列传》里说得明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但《孟子》书里的记事，就错乱得很，开篇的《梁惠王上》篇里便出现了齐宣王，而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孟子先前已曾居留齐国，那还是齐威王时代，而这记在《公孙丑下》和《离娄下》里。按照张教授的逻辑，是不是该怀疑孟子及弟子没有参与《孟子》一书的编纂？否则，何以不整齐而“有序”？

　　而且，任何稍有常识的读《庄》者，都该知道，今天见着的《庄子》文本，是晋代郭象编次确定的。而这个本子的篇章次第，与之前的本子，并不相同。就说郭象本与向秀本的差别。《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郭象窃取向秀的注本，仅加注了向秀“未竟”的《秋水》、《至乐》两篇：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这是历来聚讼纷纭的公案，如何离析向、郭注，不少人曾加尝试。有一种办法，是查看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引据，至少隋时向、郭注都还能见到。而查看的结果，是今天属于郭象本《庄子》内、外、杂三篇里面“外篇”的《天道》、《天运》、《刻意》、《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诸篇无向注，而属今本“杂篇”的《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和《天下》则有之。同样是根据陆德明《经典释文》的记叙，向秀的注本与郭象“内篇”七、“外篇” 十五、“杂篇”十一的本子不同，结构是“内篇”七、“外篇”二十的。这样，可以推测：那些今属“外篇”而无向注的篇目，当时并不在向秀本的“外篇”二十之内；而那些今属“杂篇”而有向注的篇目，当初则厕身向秀本的“外篇”二十之列。一句话，在向秀和郭象的两本之间，各篇的次第即已经过了调整而有不同：或者原属“外篇”而移入“杂篇”，或者原属编外而置入“外篇”。

　　既然传世的郭象本篇章格局已然与前此的《庄子》文本不同，基于这一事实，不能不试问张教授：

　　你如何能认定迭经篇次移易的郭象本，就是你所谓战国时代出自庄子及弟子编纂的《庄子》原貌格局？

　　进而如何还能肯定说原初的那部“《庄子》对庄子生平的记载有序而完整”？

　　即使今本“《庄子》对庄子生平的记载有序而完整”是事实，而且确实乃有意为之，怕也该算在郭象头上，与庄子及其弟子何干？

　　回过来，你如何还能说“《庄子》是在庄子的主持下，由庄子师生共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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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010-2-28 2: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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