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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达尔文是一个有远见的人。或许他知道自己的理论难以被顽固的学术界前辈所接受，但却有可能赢得一个后起之秀的认同。于是他向年轻的植物学家胡克透露了自己正在研究的内容，并且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尤其是在植物学方面。事实证明，胡克后来不仅接受了进化理论，而且成为达尔文的得力干将。胡克曾于不经意间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学者若是“没有详细地描述过许多物种”，那就没有资格“研究物种问题”。（P261）说者无心，听者有心，为了取得这一研究资格，达尔文开始关注一种不起眼的小生物－藤壶。起初达尔文以为几个月就能搞定。但意想不到的却是，最后达尔文花费了8年的时间（1846-1854），才完成这一工作。幸亏当年达尔文不需要申请课题资助，否则他就没法顺利结项了。
这一艰巨的工作不仅为达尔文赢得了研究物种问题的资格，更为他提供了有关物种进化的宝贵资料。他曾经认为变种是自然界的例外，但藤壶彻底改变了他的这一看法。形形色色的藤壶物种都是“不同寻常的变异”，其各个部位都很容易变化，他越是仔细查看，物种的稳定性就越像是错觉。有时，变种和物种的界限难以分辨，以至“作为思考者，这让我感到愉快；但作为分类学者，却让我感到讨厌”。（P287）
终其一生，达尔文从未在公开场合抨击过宗教，尽管私下里，自从爱女安妮夭折后，他再也不去教堂。这不是达尔文的软弱或妥协，而是他的策略。……事实证明，达尔文的策略明智且有效。其实达尔文身上所体现的这种明智和稳妥，又何尝不是英国民族的精神财富呢？
赖尔尽管不支持达尔文的理论，但他还是善意地提醒达尔文，应该写出来，以免被别人抢先。这可不是空穴来风，一位年轻的博物学家华莱士已经发表了一篇相关论文，并获得好评。不过当时的达尔文还看不上论文中所表达的肤浅观点。1858年6月，华莱士的另一篇论文直接寄给达尔文，达尔文顿时有措手不及之感。因为这篇论文所表达的观点与达尔文正在研究的内容高度一致。眼见20年的艰辛研究到头来却极有可能让别人占先，达尔文的沮丧难以形容。幸亏有胡克和赖尔作为证人，达尔文才不致功亏一篑。在他们两位的安排下，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被安排在林奈学会上同时宣读。同时，达尔文也加快了出版步伐。1859年11月，物种起源终于问世。
尽管达尔文和华莱士是自然选择理论的共同提出者，但两人尤其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却存在严重分歧。不同于达尔文，华莱士在南美采集标本时，曾经与土著人同吃同住，因而对那些土著人极其尊敬，这就不同于达尔文对土著人的看法。在华莱士看来，自然选择只能针对实用能力，而土著人的智能实际上已远远超过实用所需，因而不可能通过自然选择得到，只能是神授。进而言之，人类的精神能力也只能出自于神授。达尔文当然完全不能认同这种观点。
1859年6月，当时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曾经向维多利亚女王建议授予达尔文以爵位，赖尔已经获得爵位。阿尔伯特亲王也赞成，因为他是科学界的朋友。由此可见当时达尔文的名声。但随着《物种起源》的出版，女王的教会顾问们，包括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迅速加以制止，因为授予这一荣誉则意味着对此学说的认可。于是，此事不了了之。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达尔文的贡献远在赖尔之上，但世俗的名声却给了赖尔。
不过达尔文也有其精明之处。达尔文在美国有一个忠实的粉丝阿沙·格雷，一位自由主义神学家，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三篇支持达尔文的文章，同时他还认为“自然选择与自然神学并非不相容”。达尔文很高兴，出资让这些文章装订成册，并进口了250本到英国，还把其中的100本送给科学家、评论家和神学家，其中包括威尔伯福斯主教。尽管他很乐意推出这本从宗教上认可《物种起源》的小册子，但当他后来再写书时，却试图说服全世界的格雷们相信自然选择其实是自发的，并不依赖上帝。
终其一生，达尔文从未在公开场合抨击过宗教，尽管私下里，自从爱女安妮夭折后，他再也不去教堂。这不是达尔文的软弱或妥协，而是他的策略。他说：“自由思想最好通过逐步启迪人们的心智来发扬，而这又产生于科学进步。因此我的一贯目标是避免撰写有关宗教的论述，把自己的范围限定在科学之内。”事实证明，达尔文的策略明智且有效。其实达尔文身上所体现的这种明智和稳妥，又何尝不是英国民族的精神财富呢？
（作者系《中华读书报》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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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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