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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9月，军舰来到南美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这块群岛如今已被认为是诞生自然选择理论的圣地。岛上盛产巨龟，在此的欧洲人认为，每个小岛都有各自独特的陆龟，以至看上一眼就能知道它来自哪个小岛。但这一重要的细节被当时的达尔文忽略了，他对此不屑一顾，以为这些陆龟是人们当作食物而引入的产物。但岛屿上的一种鸟类：嘲鸫，引起了达尔文的注意。它们似乎非常古怪，有些种类之间非常相似但又略有区别，他记录自己拥有两三种变种，而且“每个变种都只存在于自己的岛屿上－这一事实跟陆龟的情况相似”。（P133）但达尔文依然认为这些仅是无关紧要的细节，在跨越太平洋期间，他不仅吃掉了那些陆龟，还望着厨师将那些意味深长的龟壳仍出船外。
南美大陆所特产的动物还向达尔文提出了这一问题，为何这里的有袋类动物和旧大陆的胎盘类动物截然不同？或许一个异教徒会这样想，“肯定曾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造物主在工作”，各自造出完美但独特的生物。然而这样的想法绝对是荒谬的，根据圣经，只有一个造物主。好在另一个事实有利于后者。达尔文观察到，一只蚁狮，隐藏在一个沙坑下面，抛出一股股沙子，将毫无警觉的蚂蚁带到它张开的双颚中。这种做法与欧洲蚁狮完全相同。难道两个工匠会造出完全相同的发明物？这只能证明地球上只有一个造物主。可见此时（1836年初）的达尔文，依然难舍神创论。
航海期间，1836年6月3日，达尔文还有幸拜会刚好住在南非的天文学家约翰·赫谢尔爵士。赫谢尔来此绘制星座图，已有两年了。赫谢尔不仅眺望星空，也关注大地。他如此批评赖尔，关于那个神秘中的神秘问题，即新物种如何在地球上出现，赖尔没有知难而上。如果地形在逐渐变化，而且引起这种变化的力量至今依然在起作用，难道不能设想物种也以同样的方式自然产生？这一问题对达尔文的震撼极大。《物种起源》要回答的正是这一问题。就在航海结束前夕，达尔文开始反思诸多现象，此时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陆龟和嘲鸫似乎有了某种意义。它们最初也许是来自附近的大陆，随后适应了各自的环境，于是其细微的特征仅与各自的小岛相匹配，它们是从同一个物种那里扩散而来的变种。如果情况确是如此，这将“破坏物种的稳定性，”并且有望解答赫谢尔那个“神秘中的神秘问题”。（P143）
环球航行即将结束，但达尔文的思想航程即将启航。航海所见带来了诸多疑问，但最大的疑问却与人类有关。想到那些茹毛饮血的野蛮人，他无法遏制这一念头：我们的祖先是否也曾如此？同一个造物主怎么会同时造出如此原始和如此复杂的人？一个线索逐渐浮现：各个物种之间存在一个亲缘谱系。联想到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神创论的支柱也不再可靠：神所造的世界果真为人而存在？
航海归来以后，达尔文请当时著名的鸟类专家古尔德鉴定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那些鸟类标本，结果令达尔文大吃一惊：尽管它们的鸟喙各不相同，但它们却是近亲。与此同时，古生物学家欧文也得出了这一结论：化石大地獭和现代的树獭有着密切关系。达尔文不由得设想：为什么在任何地方，其现在和过去的生物都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些事实全都指向物种的变异及相互间的亲缘关系。现在达尔文终于相信，每个小岛都有自己独特的陆龟或雀类，那是它们逐渐适应本地环境的结果，这就表明物种确实在发生变异，变异的结果是变种甚至新物种的出现。可惜的是，那些蕴含关键线索的龟却被达尔文吃掉了。就在形成上述看法之后，达尔文开始写下有关物种问题的笔记，那是在1837年7月。
1842年初，自然选择理论大致成形。过度繁殖和竞争导致“自然选择”，获胜者脱颖而出。生物彼此之间通过共同祖先而形成一个谱系。……现在达尔文终于有了一个新的视角：死亡、疾病等都是自然事实，与价值判断无关，与善恶问题无关。
在考虑物种演变问题时，达尔文断然否认传统的进步观。这是因为，变种的出现无非是适应栖息地的变化多端，这当中就不可能存在某种衡量进步的尺度。甚至人类自身的分化也是如此，野蛮人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表明他们很好地适应了这种环境。因而，“讨论一种动物高于另一种非常荒谬”，如果人类以理性的发达作为进步的标准，那么，蜜蜂无疑会以本能作为标准，可见这种比较毫无意义。由此可见，当后人把进化理解为进步时，实在是一种不幸的误会。顺便提及，达尔文一直用descent（世系）而非evolution来描述他的理论，直至《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版才出现evolution，这是因为他认为evolution一词已被滥用。
进一步深入思考，考虑到环境或气候的变化反复无常，那么，适应现象的出现必然也具有偶然性。想想一只小狗，生来就有厚厚的皮毛，在温暖的气候中它就会是个怪物，但若是在寒冷的气候中，它就会很适应。可见好与坏、适应与畸形都不具有绝对标准，而是与环境的变化有关。这又是一道智慧的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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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0-02-2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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