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香林《粤东之风》的“讨论之部”，除了前面所举两篇而外，还有《客家歌谣的价值》、《客家歌谣与客家的诗人》、《客家歌谣的整理》三篇。朱自清在《序言》里说：“歌谣的好处却有一桩，就是自然。这个境界，是诗里所不易有；即有，也已加过一番烹炼，与此只相近而不同的。刘半农先生比作野花的香，很是确当。但说的‘清新’应是对诗而言：因为歌谣的自然，是诗中所无，故说是‘清新’；就歌谣本身说，‘清’是有的，‘新’却很难说——我宁可说，它的材料与思想，大都是有一定类型的。”[3] 客家歌谣是岭南地区的“风诗”，罗香林之论客家歌谣，文艺的研究当然是他研究的一种立场，但罗香林虽然受到诗人朱湘的青睐，但他毕竟是出身于人类学、社会学，不是文艺家，故从民俗学方面研究是他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如他自己说的：“现在研究歌谣除了艺术上的贡献以外，尚有代表民间风俗习惯和语言转变的价值，而且还可以为教育家增进教育效能的工具。真的好歌谣，其生命决不仅寄托在文艺里头。上面我已说过，歌谣是普遍的、活动的，平民所借以表现其苦乐的唱声，所以从艺术上看，固有它天然的美节；从声韵上看，更足以明示语言的递演；而其功用则能使人兴趣振作，和教育亦甚有关系。倘把它在民俗、语言和教育各方面的精神完全抽去，无论它不复能发生艺术的价值，即使能之，也不过差可和文人无病呻吟的作品相比捋罢了，哪里还有平民文学的意味呢?”[4] 他以为歌谣的生命，实寄托在文艺、民俗、语音三方面中，要想检核它的价值，必要从这三方面着想。他认为，文艺派的见解，已嫌狭隘；历史派的说话，也欠详实；教育派也不足取。他宣布他是从文艺、语言、民俗、教育四个方面看待和研究客家歌谣的。从民俗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他从客家歌谣中看到了为客族人所特有的四个方面的习俗：(1)女子种田或采薪的习俗；(2)男人重商的实况；(3)资本阶级压迫农人的景况；(4)迷信风水和神权的俗尚。而这些习俗，都是中国北、中两部的汉族所传习的。“我们若能循着它所表现的风尚，去探索客族人民习俗的构成和转变，不难推知古中原民族的习俗，——历来史家没有注意到的习俗。”[5]从文艺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他的结论是：“从文艺的方面看，小之可以为我们研究诗体演变的资料，大之可以做我们创作的参考。所以一般对于文学稍有涵养的人，都不敢看轻它的价值。客家的歌谣既多为社会压迫和因其他特殊关系而产生的唱声，则其情绪的迫切，音节的自然，和地方的个性，比之其他歌谣，当然有过之而无不及。”[6]此外，就编辑、整理而言，作者在客家歌谣的考订(句、字)、诠注(方音、字义、词句、谱调)上都下了一番功夫。

　　(此文系作者所著《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第三章的一小节。)
　

　　[1] 朱希祖《罗香林〈粤东之风〉序》，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

　　[2] 朱希祖《罗香林〈粤东之风〉序》，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

　　[3] 朱自清《罗香林〈粤东之风〉序》，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

　　[4] 罗香林《粤东之风》第7页，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

　　[5] 罗香林《粤东之风》第7页，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

　　[6] 罗香林《粤东之风》第7页，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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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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