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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对制度稳定的柏克式的赞许，使他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诸多目标中将秩序与稳定置于最优先位置。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国家大量出现的那个年代，到7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成为一种潮流，亨廷顿关注并回应了不同时期的时代命题，也为不同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带来复杂的、同时也是受欢迎的变化。
塞缪尔·亨廷顿
2008年的平安夜，享誉世界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辞世。他的离开不仅没有平息人们关于他的政治观点和见解的争论，还引发了人们对其不同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关注，并在他去世后的一段时间使人们再次处于“亨廷顿时刻”（Huntington moment）。一年后的这个平安夜，我再次回味他的学术人生，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和缅怀这位不曾谋面但却毫不陌生的学术名宿。
颠覆者与建设者
他颠覆了现代化理论以及政治发展理论的主流观点，使美国社会科学不再服从于任何单一的理论。他扩展了政治发展研究和政治学一般研究的理论视野，使后来的研究者即使不赞同他的观点也不得不认真对待，并在他所确立的概念框架和体系中进行思考。
在亨廷顿的一生中，他不止一次地带给世人亨廷顿时刻。1968年，《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出版为他赢得了重要的学术地位，也使深陷越战并试图在南越建立西方式民主国家的美国的舆论氛围发生了根本变化。1993年有关文明冲突的论文及在此基础上于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使世界又一次处于亨廷顿时刻。“文明的冲突”成为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的主导话语，至今余音未了。
亨廷顿逝世后，他的学生、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称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学家。他的好友、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也称他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思想者和最近50年来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早在20多年前，在他广为人知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之前，即1986年亨廷顿被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同是任教于哈佛大学并在1993年因《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而声名鹊起的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教授曾经撰文对到那时为止的亨廷顿的学术经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和评价。他说亨廷顿教授是政治学学科少有的对这一学科的多个不同领域都做出基础性和最重要贡献的学者。从1957年出版其权威性的第一本著作《士兵与国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起，亨廷顿在其所涉足的每一个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使其在相关领域的著述成为这些领域的经典。他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重要著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The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1968）、《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No Easy Choice: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与Joan M.Nelson合著，1976）和《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1991），都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一些观点和见解更是颠覆了现代化理论本身以及政治发展理论的主流观点，使美国社会科学不再服从于任何单一的理论进而陷入了所谓方法论的碎片化（Balkanization）。其结果是有效扩展了政治发展研究和政治学一般研究的理论视野，使后来的研究者即使不赞同他的观点也不得不认真对待，并在他所确立的概念框架和体系中进行思考。
非西方中心的政治发展理论
“国家之间的重要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国家得到治理的程度”，“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却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现代化导致不稳定，现代性带来稳定”。这些惊世骇俗的观点将亨廷顿与大多数西方学者明显区分开来，并使他处于绝对的少数地位。
在政治学研究中，对政治发展概念或领域的一种宽泛的界定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所有研究都属于政治发展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国家的大量出现吸引了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也使这些国家成为比较政治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国家类型。亨廷顿主要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三本比较政治学著作，无疑都是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并给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了强大的智力挑战和冲击。
在政治发展的一般研究中，将英美等国的政治制度等同于民主制度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观念倾向，现代化、民主等概念都是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常用语汇，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西方“政治种族中心主义”倾向，从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然不乏大胆而新鲜的见解，但在现实中对于发展中国家构建新的政治秩序却没有多少帮助。亨廷顿的研究努力通过不同于一般研究的概念和话语体系来解释社会转型，并且也努力催化和促成这样的转变。
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战后新国家数量增加最快的一段时期。新出现的这些国家普遍面临着构建民族国家的共同问题。这些国家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的，其政治实体往往建立在殖民主义遗留的、某种程度上是人造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国家权威与合法性常常面临来自高度异质化的文化和人群以及同样高度冲突的地方与部族利益的挑战，国家权威严重分裂。当许多西方学者醉心于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价值与民主制度，而这些新国家也试图赶超其宗主国时，对其中的许多国家而言，统一的国家还只是一个理想和值得期待的目标。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初期广泛存在的社会和政治越来越混乱的事实，已经使亨廷顿看到了政治衰败与政治发展同样可能。更为糟糕的是，由于高水平社会动员之下的较多的参与要求和较低的制度化水平同时存在，使人们产生了普遍的挫折感，进而导致由他命名的“普利夺主义”（praetorianism）所概括的富人贿赂、学生骚乱、工人罢工、群众游行、军人政变等现象，使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都无从谈起。
当时的政治学学术界，政治发展研究正如火如荼，而其时政治发展研究的主流观点是将现代化当作民主的关键，并且发展中国家同时还应发展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体系。亨廷顿惊世骇俗地提出了今天已经为人们极为熟悉的对这一命题的反驳：由于现代化常常带来混乱，一个成功社会的必要条件是秩序。“国家之间的重要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国家得到治理的程度”，“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却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必须先有权威，才能约束权威”，“现代化导致不稳定，现代性带来稳定”，这些观点将亨廷顿与大多数西方学者明显区分开来，并使他处于绝对的少数地位，而作为他政治发展理论完整版本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则无可争议地成为现代政治学的一部经典。不仅如此，他在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咨询建议中也坚持了一贯的立场，以使相关国家维持其不同样式和版本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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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0年2月3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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