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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与冷战的需要相关，美国中国研究界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知之甚少，大多研究中国政治经济，一天到晚讲中国怎么变，跟着中国政府的政策走，以前讲革命，然后讲改革，现在讲资本主义，两岸和谈他们就注重台湾。问题是美国的经济学完全是西方中心的，政治学也如此，中国只是它的材料罢了。所以，一九八九年以后政治方面的几乎所有判断都错了，后来奥森伯格为此公开出来道歉，承认他们的学问弄错了。问题就出自政治学政治挂帅，经济学经济挂帅，不研究整个的社会文化。其它一些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是较有可能的学科。不过社会学现在靠近政治学，人类学又只谈乡村，觉得只有乡村才代表中国，整个中国都市文化交白卷。
这些学科都是以现代化理论为背景的社会科学。美国的中国学界对西方当代学术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缺乏了解，这也是中国学在传统上不愿与西方当代学术对话造成的。
汪：从上述两方面说，文化理论有可能提供一些资源或灵感。不过，就象你上次所说，现在的文化理论又太注重当代，完全不管古代和传统。最近这些年中国学界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例如有的年轻学者开始用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以法国理论为主要背景的反冷战的中国学，是中国学的另一极，你怎么看?
李：他们大都受福科的影响，把历史看作是一些断片。他们关注的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并把历史文本化，对历史文本背后的权力加以解读。这些都有道理。比如现代文学研究，我这一代基本是从历史学的训练出来，作家比文本更重要，也有人专门为此批过我。现在我承认文本的重要性。可我不放弃作家和背后的文化。文本理论传统的进入对文本的解读有了很大的发展，问题就在于整个美国的文学研究太过文本主义;文本主义并不是如新批评似的只注重文本内部结构的分析，而是说对任何问题的分析只要拿几个文本就行了。比如，要分析女性主义问题，拿一篇丁玲的小说来解读;要分析帝国主义问题，拿一篇别的什么小说;至于为什么拿这篇而不拿那篇，没有说明，理由是反正选不完，总得要你选择。但为什么不在方法论上说明为什么重视这几本，而不重视那几本?这样，连福科式的历史都没有了。他们已经不去找碎片了，只是随手捡几片。举个例说，当女性主义最初影响中国学时，大家都去看丁玲、王安忆，那么为什么不去看张爱玲呢?谈丁玲的女性主义，就选她的《莎菲女士日记》，没人谈她的《不是情书》。所以，等到丁玲来美时，许多人大吃一惊：我们都以为你是女性主义者，你怎么说最重要的是党呀?他们不看后期丁玲的文章。从五四到三十年代的革命和浪漫再到延安，这整个过程不能通过《莎菲女士日记》解读出来。
汪：从这些方面，你是否觉得文化理论的方法论对解决上述问题有用?
李：是的。但也很矛盾。因为搞文化研究的人本身也受到文本主义影响很大。所以有时也是抓了几个文本在那里花拳绣腿。而花拳绣腿得最精彩的是印度人，如霍米巴巴，英文写得漂亮到我看不懂。他西方的东西抓起来漂亮，西方人很佩服，然后印度的东西随便抓一个，没有一个西方人敢说他抓得不对。究竟抓得对不对呢?问题很大。他在美国采取边缘立场，通过受压迫者的、第三世界的、被殖民的立场而把自己变为他者，批判西方。对于印度，有些是为了批判印度的殖民主义遗毒，并同时提出他们理论上的建树，这就是后殖民主义。这一点很了不起。为什么印度学者提出后殖民主义问题呢?我的看法是印度的确曾被英国殖民。中国有殖民主义的问题，但从未象印度那样被殖民。已有学者说这样的看法是阿Q式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的差异性，而不能仅作理论的强辩。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印的情况当然不同。现在印度内部关于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关系的争论越来越复杂，最表面的是反抗，但被殖民者的反抗的方式很可能是对殖民者的摹仿，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其实二者的关系更复杂，双方是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他们写出的东西都可以被看作是殖民主义的中心，也可以被看成是殖民主义的边缘，二者的关系并不如自我与他者或主人与奴隶那么清楚。比如英国经典文学的研究起初是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的教科书，而后又回到英国去，影响本土。我想从这里可以提出一些问题：这些学者的文章都是用英文写的，现在越来越多地引用印度学者的成果，我查了一下，后者也都是用英文写的。而且这些被引用的印度学者一个一个被请到西方的学术界里来。那么，其他那些印度学者算什么角色呢?换句话说，谁是真正的第三世界的本土的他者呢?现在在美国谈后殖民主义的中国学者基本上是跟在印度学者后面跑，当然他们觉得这是某种形式的第三世界大团结，但亚洲几个不同地区之间没有对话。中印学者之间有多少真正的对话?印度学者对美国学界的影响对中国学者应该是一种灵感和刺激，就是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不是中国的孤立看法，而是从自己的情况出发，提出可以与其它国家与文化进行对话的问题。本尼迪克特•安德生的《想象的共同体》(Immagined Community)关于东南亚的研究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汪：本尼迪克特•安德生的书薄薄一小册，所含的资料极为丰富，同时提出了理论上的问题。象这样的研究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研究领域中不多见。法国理论进入中国研究之后的现象之一，是人们越来越多地对已有的成果进行批判和解构，这就是所谓“后设研究”。社会经济史方面的情况稍有不同。这当然也是解构主义理论进入美国文化研究领域之后的特点之一。这是一种历史叙事的“范式”的转变，还是一种学科的困境?抑或两者都是? 李：我认为这里包含着一种危机。文化理论进入美国大学英文系、比较文学系、大众传播系、人类学系之后，一些学者认为学院要政治化，理论也就是一种政治行为;资料本身是死的，你要使它活;使它活的过程是一种解释，而解释活动就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因此他们轻视资料的研究。这些道理与福科的理论有关。英文系有关英、美文学的题目差不多都做完了，老一代的学者的传记式的研究至今仍然很多，如莎士比亚已有几千本书。学院派只能做理论。另外，传统的学科分得太狭窄，直到最近科际整合才真正开始。文化理论提供了科际整合的方法。例如，有学者提到不能仅仅研究文本了，理论的目的开始投向文本背后。问题是他们在文本背后看到的东西都落实在广义的政治层次，一切都是政治，文化研究就是文化政治。我的批评就是，这样的文化研究既不重文化，也不重研究。文化研究中的文化的定义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西马”、特别是葛兰西的定义，注意的是文化再生产;一个是人类学的定义，注意的是仪式行为、日常行为等等，基本上是不注意价值的。最近弗吉尼亚•多明盖斯也开始对此进行反思，他指出这样的文化研究与原来的人类学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把第三世界划进来而已。 汪：中国的情况与美国很不一样。对于中国人来说，文化中当然有政治因素，文化问题也经常被当作政治策略，但同时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国人谈到文化时关注的是文化价值，是日常生活方式;就象你上次谈到的美国黑人的文化认同，美国黑人是先有肤色问题，然后用理论方式去寻找认同，而后去寻找自己的文化。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就象人之于空气一般，是无处不在的东西，而不是经由肤色的认同重新寻找自己的文化。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中，肤色的认同如此重要，它本身既是种族关系问题，又是美国国内的尖锐的政治问题。这可能就是美国的文化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文化政治的原因。直到一九九一年，我才读到一本写中国伊斯兰的小说，那本用汉语写的小说涉及了文化认同的问题。在这本以伊斯兰为主体的小说中，“中国”成为了他者。或者反过来说，这里出现了自居于边缘的“他者”与主体中国的关系。但是，小说仍然是一种古典式的历史叙事，并且其中的认同问题涉及的是信仰，而不是肤色。 李：在中国，肤色不重要。这一点与美国不同，与印度也不同。即使在美国，中国人的肤色问题也不如黑人、印度人那样敏感，歧视表现于别的方面。美国的文化研究关注的主题是性别、种族，加上一点点阶级。性别就是男女性别和同性恋问题，种族就是肤色等问题。这都是美国社会的大问题。然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就不能简单地把美国的文化研究照搬到中国研究的领域里。我在夏威夷会议上提到三个方面需要特别加以研究。这三个方面就是时间、翻译和传统，用英文说是三个“T”(time，translation，tradition)。我这里所说的传统并不只是古已有之的东西，并不仅仅是在直线时间或循环的意义上运用传统的概念。传统是可以用想象的、并置的方式来加以理解的。福科认为过去都是一些碎片，历史是我们制造出来的。但是，那些碎片也可以区分出商朝或夏朝，也有某种时间感。至少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宛如蛋糕式的层次。这就是我所说的并置的方式。翻译的意思也就是协调(negotiation)的意思。现在有学者谈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不完全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或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现在通常讲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西方的主体是殖民者，东方或第三世界是被殖民者，是他者。但是，在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中，主体本身没有意义，他必须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才能显现出来。既然西方主体与他者的关系是从殖民历史中来的，所以后殖民主义理论强调他者或被殖民者要有充分的说话的权利，要说回去。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在美国写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印度人是不是能代表他者或被殖民者?谁才是第三世界的“本地人”(native)?这就是文化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本地”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其实在文化传播如此发达的情况下，“本地”这个概念就很难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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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199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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