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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深入探讨城市独生子女群体与独生子女家庭的大面积形成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儿童观”的变迁之间深刻关联的实证性学术著作。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林光江博士根据她在北京市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抽样问卷调查和颇为深入的社会学观察与人类学访谈，在翔实的资料和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展开了富于创见的思考与论述。作者不仅对当代中国城市社会里家庭、学校、政府和媒体的儿童观分别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述，还对上述不同社会实体之儿童观的异同和关联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不少独到和新颖的学术观点，从而为中国的儿童社会学和有关儿童问题的人类学研究拓展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新视角。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独生子女政策在内的“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虽然独生子女政策由于和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尖锐冲突而在推行过程中遇到过很大阻力，但它在城市里得以彻底推行并取得了成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除了降低出生率、延缓人口增长等一系列长期的人口学后果之外，它还使城市里的独生子女家庭比例不断升高，现已成为非常普遍的家庭类型，从而引发了中国城市社会一系列结构性的变迁。独生子女家庭在以往的相关文献中通常被归入核心家庭，并不被认为有多特殊，但目前在中国的一般城市，基本的社会现实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成人，很多还成为下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家长。那么，他们的家庭结构与家庭内的人际关系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城市社会结构和社会人际关系究竟会有哪些变化呢?
包括本书的研究成果在内，学术界已经证实独生子女家庭确实具有若干不同于其它家庭类型的特质。例如，儿童对于家长而言是更加“宝贝”了，这意味着父母亲对孩子的主观态度发生了变化；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没有兄弟姐妹，反而增加了和成人尤其是和父母交流的机会，也因此容易出现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过度社会化”现象；家庭消费生活明显地出现了以孩子为中心的偏向；比起多子女家庭来，独生子女家庭通常在儿童早期教育上更舍得投入；但与此同时，父母对孩子的未来期许也就更高，因此对孩子造成的压力也就更大。在中国各地的城市里，超出儿童年龄及其接受与理解的能力范围，强制或灌输性的学前或超前性的课外教育泛滥成灾；过早、过多地根据成人世界的竞争压力规划儿童的未来发展，结果经常会是牺牲了儿童的游戏天性和理应享有的幸福童年。
以对上述诸多社会事实与现象有较为全面的掌握和深刻的理解为前提，林光江博士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城市社会是如何为儿童教养提供着一个怎样的环境?中国的城市儿童(绝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是如何在家庭、学校、社区、同龄群体和大众媒介等综合构成的整个社会化的生态系统中成长的?作者希望能够从当代城市独生子女的教养实践去剖析中国社会多种实体(国家、学校及家庭等)的儿童观及其变迁，进而揭示不同儿童观之间的彼此关联以及它们对各自社会空间内的儿童教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本书对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微观教养环境做了深入分析，对经由一系列社会实体所营造的儿童教养的社会环境进行了准确的阐述，对宏观的社会变迁转型趋势以及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等对中国城市儿童教养环境的影响进行了颇为全面的考察，同时，还对变动不居的国家和社会、家庭的儿童观进行了具体的阐明。我认为把独生子女问题和儿童观的研究相结合，正是林光江博士此项研究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她的最大贡献。
所谓“儿童观”，主要是指既定时代背景下国家、社会或家庭对于儿童的基本认知、看法和态度以及有关儿童的理念。虽然不同文化对儿童的定义千差万别、不尽相同，但大多数社会又都有诸如诞生礼、成长礼、成丁礼等方式来规范儿童，并都致力于逐渐地将其纳入(同化)到成人的生活世界之中。不同的儿童观与儿童的社会化、与特定社会或时代里儿童教育的形态有着直接的关联。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上帝本位的儿童观、国家本位的儿童观、家庭本位的儿童观和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上帝本位的儿童观，比如认为儿童具有“原罪”，故须对儿童进行禁欲主义式的教育；国家本位的儿童观把儿童看作是国家的财产，现在是祖国的“花朵”，未来是守法的公民，这样，儿童教育就比较强调爱国主义，比较强调儿童对于国家未来的意义。家庭本位的儿童观是把儿童看作父母或家长的私有财产，不承认或轻视儿童的独立人格，或认为儿童将来要为家庭传宗接代，或只把儿童当作未来的家庭劳动力。例如，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儿童的养育往往不是以满足儿童的要求为目标，而是为了满足父母的需求和期待。至于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是把儿童看作独立于成人的个体，认为儿童有自己的尊严、权利和自我发展能力，教育应该以儿童为中心，不应该因为成人社会的观念而牺牲孩子童年的幸福。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大体上是晚至19世纪末才率先在欧洲出现的，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它现在影响越来越大，并经由1989年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而逐渐具备了普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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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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