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生计与传统民具
姚村生计以农为主,耕作制度一年三熟,主要作物有水稻、冬小麦、黄豆、小黑豆及少量蔬菜。旧时三熟为二旱一水,首熟麦、中熟稻、末熟杂粮。1965年前无水稻两熟制,而是玉米和小麦两熟。1965年建成了电灌站、毕家渠、何夏庄渠等水利工程后,三熟便改成二水一旱,可灌溉,可排涝,水稻产量大幅提高,因是在同一块田实行三熟制,不歇田,故需肥料很多。过去农家肥(包括猪栏粪,村民普遍养猪)只能维持两熟,现以化肥为主。水田多分布于村落周围,往往有专称,如“三石畈”、“殿下畈”和“祠堂下畈”,集约利用程度颇高。水田稻作外,还有些旱田耕作、桔园经营及水塘养殖。部分村民靠手艺或技术吃饭,如铁匠、木匠、花雕工等。
两茬稻作的第一茬在清明前后育秧,清明节后农历三月插秧到大田,多用水塘、小溪或水库水,约七月前后收获。塘水灌田有一定规矩,一般按水路顺序依次进行。水塘周边水田用水平等,水位不够可用水车、水泵,但应为塘主保留足够养鱼的水位。
第二茬六月育秧,七月收获第一茬水稻时同时插秧,利用从兰江通过水利工程输送的水,约国庆节前后收获。一般十月中旬以前收获完毕,接着便种上小麦,并于来年农历三月左右收获。天旱时从兰江抽水。殿山乡约8000多亩水田均可灌溉。利用水泵还可灌溉上后山的水田。村民用水时,要通过村民小组长向乡里申请,讲明所需数量、日期等,电灌站就会收费放水。
清明和立秋前后的活动,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这个稻作社会的农耕礼仪。俗语说:“清明以前,种子落田”、“清明前后,谷子下田”、“三张草纸三枝香,田鸡蛤蟆来育秧”。前两句说农时,后两句说育秧时的仪式,即用草纸裹3枝线香,再裹红纸条后插于田头,育秧时烧纸点香拜田公、田婆,乞求别烂秧。下种时,盛谷种的器皿里插一枝杨柳,预示谷种出芽率高。现因稻种优良,在清明前一周左右育秧即可。开始插秧时,先拔一捆秧苗(或第一手秧苗)扔于房顶,认为如此可防止毛虫。第一次拔秧叫“开秧门”或“开秧眼”,时亦祭田公、田婆,俗谓“烧田丘”。以秧盒运秧,插完秧在田头拍拍秧盒,表示一年水稻已插完。插秧结束后“关秧门”,吃点好的。插秧活路紧,有互助惯例,一般请人吃顿饭即可。为防稻田虫害或稻瘟,常倒插扫把于田间,据说使之晦气,虫就不来了。
立秋前后收稻子,俗语“秋前三天无稻割,秋后三天割勿及”,是说农时;“稻桶一响,黄金白鲞”,则是对丰收情景的描述。收稻时,要吃好,有肉有菜。收割时,举行“还田福”仪式,以双刀肉、三杯酒、三双筷子祭拜田公、田婆,并供奉香火。仪式以“三”示多,取“三星高照”的吉利。开镰时拜田公,这天要吃五餐饭。中饭即第二餐,要在将第一担谷子打下挑回家即“出田担”后,才送到田里吃,并给挑谷的4个荷包蛋、1杯酒。
与农耕生计直接相关,以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礼仪用具为核心的传统民具,至今在姚村仍有较多保留。生产工具包括铁齿锄、犁、铁齿耙、耥耙、拷水桶、龙骨水车、镰刀、稻桶、稻床、谷筛、稻耙、拉板、风车(日语称为“唐箕”,图9)、谷筐、连枷、脱粒机、杵臼、石磨、挑筐、扁担等,种类繁多,但大体可按稻作生产程序进行分类,如种植农具、中耕农具、灌溉农具、收割农具、脱粒农具及加工农具等。这些农具,现在仍可在姚村农户家里找到,但因生产技术进步和生产条件改变,有些已退出使用环节,被搁置在楼上或仓库间里。例如,水库、水渠及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已促使水车、拷水桶等灌溉农具失去了用武之地。小型农业机械如插秧机、收割机、脱粒机、拖拉机等,也使得部分生产环节中传统民具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对那些已不再使用或使用频次明显降低的传统农具,年长者往往倾向于把它们妥善保存起来,以备非常情况时再次投入使用,但年轻一些的人则没有这种意识。尤其当新屋建就、乔迁新家时,不少传统民具就可能面临成为垃圾的命运。
相比之下,物质文化中生活用具的变动最为显著。“现代化”的都市型生活方式的扩展,也给姚村带来了很多变化,例如,自来水系统不仅使社区传统的水井遭致废弃,也使那些以前用于汲水、挑水和盛水的器皿及用具失去了重要性。在日常餐具中,城市生产的工业品(塑料制品、不锈钢制品等)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在农家的家具摆设中,出现了诸如座钟、塑料花卉及其他从商店购买的器物或礼品等以前不曾有的内容,但像长几、太师椅、八仙桌、条凳、雕花木床、马桶等家具,还都保持着传统的样式,有些几成古董却依然沿用至今。婚丧礼仪用具,如漆器礼盒、“子孙马桶”、棺桶等,也基本没有变化。育儿用的立桶、小木车仍可见到(图10-11)。但旧时的纺车、织机(图12),却都封存不用了。
那些传统的匠人们诸如木匠、石匠、泥水匠、木雕花工、竹工篾匠(图13)等,尽管其作业亦因技术方面的若干进步而有一些变革,但其赖以谋生的工具,尚成套得以保留,并依然有效地被使用着。当然,有些环节如解木、钻孔、刨光等工序,已全部或部分地实现了电动化和机械化;榫卯部位也经常为螺丝紧固法所替代。
姚村现有从事木雕的“花工”十余人。花工工匠的工钱稍高于木匠和泥水匠。相传花工手艺传男不传女,有“女儿不知媳妇知”之说。我曾采访过花工姚贵勤,他17岁开始干这一行,手艺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父亲则是从东阳学来,系本村花工之始。
姚村的礼仪道具以正月“龙灯会”为典型。木雕的龙头、龙尾及为数众多的仪仗器具,以前存放在祠堂仓库或下龙庙里专用的架子上,现则存放在文化宫里,有专人保管。龙头全村仅1个,它和銮架、仪仗等均属姚村公产,只在一年一度的龙灯会期间才取出来使用。早先的龙头毁于“文革”,现在的龙头是由本村花工姚贵勤于1984年重新雕刻的。龙头、銮架及各种道具均为传统样式,据说连色彩也是祖传的。
龙灯队前的仪仗主要包括火枪、灯笼、大旗、锣鼓、“肃静”牌、“回避”牌、彩旗、銮架及刀、斧、枪、蛇矛、笔砚锤等兵器仪仗;还有八仙1对(汉钟离与铁拐李像)、皇扇1对等。銮架即龙神“龙亭”,有4人抬起,4人保卫。接着是火把队和仪仗灯队。仪仗灯队计有扁灯2盏、园灯2盏、提灯2盏,上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之类字样。最后,“高照”1人,他是紧随其后的村民龙灯队的指挥。
构成龙灯的各段龙身,由各户出资或制作,各自分别保管,属于私产。同时,各户还备有上题“姚村龙灯会”字样的灯笼(图14)。旧时,也曾有过几户合出一段龙灯,然后轮流参加龙灯会的情形。社区共同的龙头和分别来自各户的龙身,组合成为一条龙灯,其象征寓意的确耐人深思[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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