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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造物文化的关键枢纽
阅读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技术”因素在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费孝通教授在《江村经济》里，曾描写过江村一带的蚕桑丝绸业如何由于新技术的采用而发展，又如何因在技术方面难以和国外竞争而陷入破产的情形，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技术对当地乡土工业的打击。我以为，费先生的一些思路，某种程度上或许也适于用来分析景德镇的陶瓷业。
陶瓷业是基于人类的造物文化及行为才得以成立的一种传统产业。在男耕女织、耕且陶 的社会里，它就一直是传统社会里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作为造物的行为与文化，其中就必然内涵有技术的因素，人与物之间发生关联的基本渠道，无非是技术、技艺、手艺和经验等，可以说技术乃是造物文化的关键性枢纽。当然，“技术”在类似陶瓷这样的造物文化和传统产业中发挥的作用其实是很复杂的，并非只有一个面向。
方李莉博士在追溯陶瓷业这种我们民族的传统手工业的兴衰史时，也特别关照到了“技术”方面的问题。通过口述史的访谈调查，通过使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师傅、老艺人及窑户、坯户、红店老板们的历史记忆的复活，方李莉的研究不仅近似于再现了涉及陶瓷行业之传统的生产组织形式、行业分工形式、销售流通形式等，还近似于再现了一整套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手工艺的技术状态，即以手工操作的劳动为主，以手艺人的经验和心得为主，以严格的师徒制方式传承，以及在每个工序都尽可能实现细密分工的技术状态;进一步还得以再现了千百年来在此种技术状态的基础上逐渐累积形成的地方人文景观、民俗风情和陶工们的大部分生活世界。一定程度上，此种手工业发展变迁的迟缓，可能正是受到了此类技术状态之长期存续的制约。
自16世纪以降，航海业和国际市场的拓展，曾促使景德镇繁荣一时，伴随着景德镇瓷器流布于世界各地，也成就了景德镇陶工们对世界文化与文明的贡献。然而，伴随着西方发明了制瓷的机器和新技术，却又导致景德镇的陶瓷业逐渐趋向于衰落。显然，市场和技术乃是促成此种变动的基本力量。
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变革，促使景德镇以传统民窑业为主体的陶瓷手工业迅速向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现代陶瓷工业转型，同时伴随的还有急剧的集体化进程。个体性的手工艺劳作被认为是生产力低下的形式，所以，以“大跃进”方式促进的联合，遂使数千户个体陶瓷手工业作坊一变而成为“景德镇陶瓷合作社”，进而又建立了十大国营瓷厂，实现了陶瓷生产的规模集约化。部分工序实现了半机械化或机械化，促使劳作者体力劳动的强度大幅度降低。此种技术状态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自然使“生产”获得了较大发展，工业化和标准化的陶瓷产品迅速增长，从而为在国内各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普及大众化的景德镇日用瓷器做出了贡献。可以说，在技术状态与生产组织形式实现变革的意义上，5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段，但它是“计划经济”，忽视了“市场”和进一步的技术革新，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90年代初，在机械化取代了手工作业后的近半个世纪，景德镇传统的手工业制瓷又开始回潮，也就是说，50年代以来已经消失的家庭手工业式的陶瓷作坊又悄然兴起。这种类似传统民窑业之“再生”或“复兴”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是什么?这是否意味着传统民窑业所采用的那种生产方式仍有一定的优势?这种“回归”对传统是全部、部分抑或变通性地恢复?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又体现在什么方面?方李莉以使新兴的手工业陶瓷作坊和传统的陶瓷手工业作坊相对照的方式写就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试图通过事实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她指出，家庭手工业式的陶瓷作坊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悄然再现，事实上，乃是一场非常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其中不仅有类似传统民窑业的生产组织形式、行业分工形式、销售流通形式等的重现，同时，也伴随着许多新的要素。例如，新民窑的崛起，事实上成了景德镇个体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在新民窑的崛起中，“技术”乃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产业、生计或劳作中的技术以及开发资源所需的知识，是文化的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方面。方李莉的研究告诉我们，正是景德镇千百年来形成的一整套传统的陶瓷技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特殊的行业文化模式及地方的文化形貌。就陶瓷行业而言，在其所有的技术变革中以“窑”最为突出。传统的陶瓷业烧窑像是一项大工程，不仅占地面积大，劳动强度高，还需燃烧大量木材，对森林资源破坏极大，因此，1956年“柴窑”被改成了“煤窑”。20世纪70年代，在当地的一些工厂里，兴起了“隧道窑”，亦即“油窑”，因其吞吐量很大，颇与机械化的大生产服务相匹配。1992年，雕塑瓷厂从澳大利亚引进了“瓦斯窑”，使用液化气，既干净无污染，也可不用匣钵，从而节省了空间和劳动力，过去几十人的劳动量，如今只要一、两个人。温度计代替了以往看“火候”的经验，也使“把桩师傅”的烧窑经验作为“秘方”“绝活”逐渐失去了意义。与此相联动，旧的产业结构与劳动组织开始衰落，而新的配套产业却异军突起，比如，液化气供应站、制造瓦斯窑各种配件的工厂等。
新技术的引入，使景德镇陶瓷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方李莉认为，这些变化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令人担忧的地方。一种新技术的引入，也就是一种新的文化的引入，它不仅要改变传统的生产技术、社会结构与劳动组织等，也将改变景德镇陶瓷艺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甚至于传统的行业术语。景德镇作为一座有着古老传统的瓷都，在传统的制瓷工艺及产业流程中，涉及品种、造型、纹饰、工序、步骤、交易等等方面，都有特定的词汇可进行准确细腻的表述，这些世代相传的行话术语，代表了特定的地域文化和一定的制瓷技术水准，其中包含着陶工们世代相传的群体体验和他们的经验世界及其情感。但在当代社会中，它们却很难进入国际流通渠道中以标准化、统一化为特征的现代工艺学及现代陶瓷美术学之统一性的话语体系中，因而，陶工们的经验世界包括其情感、审美和体验等，也就很容易被排除在“科学”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和“专家”、“学者”们的视野之外，被隐蔽到现代标准化的科学语言所无法照亮的黑夜里。惟有人类学家或具有人类学修养及视野的研究者，才有可能将它们发掘出来，使之呈现于世人面前，并使之成为人类文化财富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方李莉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正具有此种价值。
由技术设备的革新引发的这一系列的变动还导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都市出现了陶艺热，陶艺家、陶艺教室也纷纷涌现;以前纯粹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陶瓷行业的产品，往往具有匿名性，而今，则开始逐渐焕发出具有陶艺家个人品性的陶艺作品。同时，传统柴窑的消失，煤窑减的少，使传统的陶瓷文化受到了冲击，例如，行业用语、行业禁忌、行业崇拜等的消失，进而，随之还改变了当地的各种与陶瓷有关的人文景观。除了窑炉的改变之外，传统的坯房也在消失。由于原料配制过程的全部机械化，“仿古村”的人们可直接去附近工厂里购买备好的瓷泥。就是说，在陶瓷制作的劳动过程中，非创造性的部分减少了，而具有创造性的部分却在增加，这使得产品的知识含量、智慧含量和艺术含量，也就是“附加值含量”日渐增加。所有这些构成了新兴民窑业得以形成的技术背景和文化背景。可以说，正是由于新技术的介入，使这些新的手工艺作坊不仅在本质上区别于，而且在规模上也要远为小于明清时期传统的陶瓷手工业工场，使其多少带有一些具备“后现代”的色彩或属性的小型化、分散化、高附加值化、日用陶瓷艺术化以及怀旧仿古化等多方面的特点。
在这里，方李莉的研究向我们说明，文化的发展方向不能人为杜撰，而是基于文化自身内在的需要。新技术的介入和推动引起的连锁反应，由技术提供支持的新人文因素等，都会导致产生与之适应的新的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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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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