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记载其祖先来自山西洪洞的族谱在这一点上都是虚构的,也还有很多族谱记载其祖先来自山西其他地方或者其他省份。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人口迁移是很频繁的,山西也是如此,甚至政府有组织的移民行为也是确定的事实,为什么就不能有洪洞来的移民呢?署清乾隆五十年的山东郓城黄安乡冯屯《冯氏族谱》虽然也在开始说“予家系出晋洪洞县老鹊窝民籍”,但后面又谈到“吾族自前明洪武九年,以山西洪洞县城南羊獬,迁濮州城东金堤居焉”,羊獬村确在洪洞县南,可见他们知道祖先确实来自何处,只是为了从众而提到并不存在的“老鹊窝”。署乾隆三十六年的河北赞皇县寺峪村《王氏功德碑》谨慎地说,“闻故老传言,系山西洪洞县柳子沟民籍”,而洪洞也确有柳沟和柳沟里的村落。问题在于这些在族谱中自称是洪洞移民的数量太大了,对此,已有学者表示怀疑,并认可洪洞作为移民中转站的说法,但这并无可信的史料依据。(21) 大槐树、老鹳窝这些虚构的象征性地名又至迟在清代前期已经出现,流传极广。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社会这样记忆他们的历史,并导致历史的重构呢?
三 记忆的缺失:对地方史乘的考察
让我们暂时脱离传说与族谱,对时间定位比较明确的地方文献做一点考察。
目前国内现存最早的《洪洞县志》是明朝万历年间修的,由于大部分传说和族谱把洪洞移民事定位在明洪武或永乐时期(也有少部分定位在明中叶和清初),应该说这个版本距离这个时段还不太久远,但全书竟没有任何地方提到移民事情,更没有提到过大槐树和老鸹(鹳)窝。
有几个相关的问题可以一提。
第一,据该书记载:“相传旧无城,至明正统十有四年,始奉文创筑土城。”据说新修的这座城还非常简陋。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传说发生迁民的明初,这里还是个四周没有城墙的地方,只是到了发生“土木之变”那一年,才开始修筑简易的城墙。我们很难想像明政府如何在这里设立什么机构,或者派驻军队来实施有组织的移民活动。(22)
第二,该书说,“宋元以来,都图因时更易,国初洪洞都里旧四坊,统八图(在城内),遵教厢(在城外北关),四乡统十都,十都统九十八图”,然后具体记载了各都所统各图的名称。(23)在所发现的墓志、碑刻、家谱中,自称祖先来自洪洞某某具体地方的,都很难与这些记载的地名对上号。
第三,按该书的统计,洪武二十四年,洪洞有11900户,92872口;永乐十年,有11592户,87775口;成化八年(1472),有11448户,98240口。(24)如果这些数字是可以信赖的话,那么永乐年间比洪武年间少了300多户、近5000口;成化年间也是许多地方记载从洪洞向外移民的一个时期,这时比永乐时少了140多户,但人口增加了1万多。我们不能断定少的这些人户就是移民走了,就算是的话,这样的规模究竟是否能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也还是个问题。
但上面都还说的是关于洪洞移民的问题,而与我们的主题直接相关的是本书关于广济寺的记载。在较晚近的记载和传说中,广济寺就是大槐树的所在地。“广济寺,在城北永安里,唐贞观二年建,节年被汾水侵塌,今改徙贾村北,官路西,寺名仍旧”,只字未提大槐树事。(25)顺治《洪洞县续志》(赵三长修,晋承柱纂,1656年)与康熙《洪洞县续志》(邵琳修,王泽溥纂,1673年)也没有任何记载大槐树、老鸹窝以及洪洞移民的资料。而雍正《洪洞县志》记载广济寺条与万历志基本相同,唯后加一句小字:“即今北桥寺旧址。”(26)说明广济寺至迟已在晚明以前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以前(明初)在广济寺曾有过大槐树的话,这棵树一般是不会与寺一起迁到后来的这个地方的;如果大槐树是在后来的这个地方的话,那么它必不会与明初的广济寺有什么关系。唯一的可能,是以前的广济寺那里有棵大槐树,曾与移民史事有关;至迁寺之后,则在某个时期根据以前的说法在这里再造一棵大槐树。
直到民国6年的《洪洞县志》中,大槐树移民才有了痕迹。在其卷7《舆地志·古迹》中,“大槐树”等条记为“新增”,即:“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因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民国二年邑人景大启等募赀竖碑,以志遗迹。”(27)同时,该书卷17《艺文志下》还记载了清人祁宿藻的《洪洞感旧》等诗:“予家老籍洪洞,以数百年于此矣,今日重至故里,殆天缘也,感而赋诗,时主玉峰书院讲席。”诗云:
吾家迁居旧槐里,五百年来还过此。男儿有志在四方,况此他乡是故乡。入乡不识乡间路,父老当年钓游处。一经莲桥花满城,问津疑是桃源渡(第43页上)。
又有其《玉峰书院杂咏四律》,一首为:
相逢父老话因缘,故里重寻竟失传。世代难稽新谱系,钓游仍是旧山川。更无乔木办榆社,剩有唐风蟋蟀篇。城郭依然人事异,那堪丁鹤去家年(第43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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