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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万历（1591）《洪洞县志》卷2《田赋志·户口》，第1页下—2页上。
（25）万历（1591）《洪洞县志》卷8《杂撰志·寺观》，第57页下。
（26）雍正（1730）《洪洞县志》卷8《杂撰志·寺观》。
（27）孙奂仑、贺椿寿修，韩垧纂：民国（1917）《洪洞县志》卷7《舆地志·古迹》，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第9页上。
（28）文端公即祁寯藻，谥文端。
（29）祁韵士：《万里行程记》，山西文献委员会编：《山右丛书初编》第38册，山西文献委员会排印本，1936年，第4页下。
（30）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北京分会编：《北京风物传说》，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7页。
（31）谢明江搜集整理：《十三陵的传说》，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6—21页。
（32）陈学霖教授认为，这反映了蒙古人“箭程划地界”的习俗。参见其《刘伯温建北京城传说探赜——箭程划地界故事考索》，《明代人物与传说》，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5—86页。
（33）山西大同一带流传一个歇后语，叫“六郎的箭——干摇不掉”。传说的就是杨六郎与辽国钦差谈判，达成让“一箭之地”的协议，六郎便在雁门关向北射箭，一箭射到大青山，匈奴只好撤到大青山以北。实际上是六郎派孟良、焦赞扛着一支大箭插在大青山上的。匈奴人觉得上当，想把箭拔起来，但箭只是晃动，就是拔不起来。这个传说与前面所举如出一辙。如果陈学霖教授的假设属实，那么这个传说就显然是后起的；或者便是证明“箭程划地界”习俗是比蒙古人更早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见《杨六郎的箭》，大同市十大文艺集成办公室编：《大同民间故事集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34）蒋一葵：《长安客话》，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页。
（35）《端阳节的传说》，李海存口述，张泽良整理。定襄县民间文学编委会编：《定襄县民间故事集成》，太原机械学院印刷厂，1987年，第32—35页。
（36）李国成搜集整理。太原市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太原民间故事》，山西省阳曲县印刷厂，1990年，第309—310页。
（37）梁鸿义讲述，许世礼搜集整理。应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应县民间故事、谚语、歌谣集成》，应县印刷厂，1990年。
（38）高天顺讲述，洪金璞采录整理。南召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南南召县卷》，南召县印刷厂，1987年，第195—196页。
（39）周同议讲述，周同礼记录。社旗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南社旗县卷》，社旗县印刷厂，1987年，第346—347页。
（40）《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南社旗县卷》，第25—31页。
（41）可参见曹树基在《中国移民史》第5卷中的相关研究。
（42）克拉克：《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与近代欧洲的形成》，载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9年，第386页。
（43）景大启：《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
（44）贺椿寿：《古碑保障说》、陈凤标：《槐址碑记》等。
（45）参见该书卷16《艺文志中》，第45页上。
（46）邹古愚修，邹鹄纂：民国（1934）《获嘉县志》卷8《氏族》。
（47）参见谭雨明：《小云南与明清移民》，《寻根》2003年第5期。
（48）在这方面也并非全无踪迹可寻。如河南南阳唐河的仝姓家族自称来自山西洪洞，但据山西原安邑县房子村的《仝氏家谱》，称其先祖出自大金夹谷氏，元灭后改称今姓。参见《山西地方志通讯》。
（49）这个假设已有人提出来过。1983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毓珍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有一个设想，我认为凡是自称由大槐树迁出的人，都是蒙古族。元朝败退时可能有一些在内地过惯定居生活的人，不想走了。但汉人要‘杀鞑子’，怎么办？于是想一个借口，说是由大槐树移民站迁来的（大槐树移民站的确有过），随便张、王、李、赵取一个汉姓，换一个地方定居下来。所以都说不来自己的‘原籍’，也说不来自己的父祖，都是自己立祖。”但没有说出这种设想的根据。参见林中元编：《迁民后裔话迁民》，内部图书，2002年，第56—58页。
（50）参见高胜恩、楚刃：《关于明初洪洞大槐树迁民的几个问题》，《晋阳学刊》1993年第4期。
（原文载于《历史研究 》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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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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