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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具备这样的因素，使它在影响力方面超过了其他关于移民祖籍的说法，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形成了关于族群认同的话语霸权，而造就这些因素的背景，又正是上述两条先后出现的族群认同的历史轨迹。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人们对于自身历史的记忆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而且是出于面临具体的生活境遇时的需求。当这种历史记忆成为一种社会记忆的时候，人们必须为此创造出可以共享的资源，获得形成社会记忆的契机。
注释：
①国内如1933年马长寿的《洪洞迁民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刊》第3卷第4期，1933年）、郭豫才的《洪洞移民传说之考实》（《禹贡》第7卷第10期，1937年）等，一直到近年来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黄泽岭《移民大迁徙》（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等多书及多篇论文都涉及这个问题；国外如日本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钱杭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牧野巽《中国の移住伝说》（《牧野巽著作集》第5卷，东京：御茶水书房，1985年）等书都有论及。
②首句也有“问我祖先来何处”、“要问老家哪里住”、“问我老家在何处”等等大同小异的异文，末句“老鸹窝”亦多写为“老鹳窝”，一些文人的诗歌中也有“窝称老鹳曾迁客”、“窝名老鹳相传久”之句。“老鸹”即指乌鸦，较好理解；而“鹳”为水鸟，也常夜栖于高树。据说这些鹳鸟生活于附近的汾河，1991年清明节期间还大批飞来，落于第三代大槐树上。参见黄有泉、高胜恩、楚刃：《洪洞大槐树移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2页。承蒙山西大学行龙教授惠赠此书，特致感谢。
③以上参见张玉吉、林中园、张青编：《洪洞古大槐树志》第3、4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承蒙山西大学行龙教授惠赠此书，特致感谢。
④李汉英讲述，王春亮搜集整理。临汾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尧都故事》第1集，临汾日报印刷厂印，1989年，第243页。
⑤参见张玉吉等编：《洪洞古大槐树志》，第58页。
⑥参见张玉吉等编：《洪洞古大槐树志》，第133—136页。
⑦50岁农民张金生讲述，牛安民搜集整理。参见潘玉修、郑玉琢编著：《根在洪洞》，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228—231页。
⑧申榜讲述，新文搜集整理。参见郑一民、安勇编：《燕王扫北》，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29—333页。
⑨参见张玉吉等编：《洪洞古大槐树志》，第137—138页。
⑩张林讲述，刘潮林搜集整理。郑一民、安勇编：《燕王扫北》，第280—284页。
（11）杨鹤高讲述，张俊青搜集整理。《燕王扫北》，第276—279页。
（12）参见张玉吉等编：《洪洞古大槐树志》，第140—142页。
（13）当我进入大槐树网（http：//htdhs．com．cn）时，阅读了来自各省移民后代的来信，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基本一致，传说故事也雷同。
（14）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15） 莫里斯·哈尔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1、292页。
（16）赵戴文：《洪洞古大槐树志序》，载景大启辑：《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1921年石印本。
（17）以下所引族谱资料，皆见黄泽岭《移民大迁徙》。
（18）该村现属济源市亚桥乡。我们在张家祠堂所见明洪熙元年墓志，应该是相关实物中年代较早的资料之一，其他资料多经后来转抄，说服力有限。
（19）在1999年重修的《张氏家谱》序中，仍然说始祖于洪武三年由山西洪洞迁来。
（20）如文中有“万历十三年清明节”的提法，而当时只作“清明”，不会有“节”字。另此刘氏后人近年曾持族谱赴洪洞与当地的刘氏家谱比对，发现无法将两谱的世系对上，又因其始祖妣姓尹，怀疑其来自洪洞苏堡镇的尹壁。而当地的说法是，此地在清康熙年间曾修建水利工程，引水逼河改道，将原来的师村改为引逼村。再后来因尹氏人多势大，才改称尹壁，那已是其祖先迁移以后很久的事了。关于此大槐树寻根的例子，中央电视台有过专题报道。
（21）参见安介生：《山西移民史》，第312—317页。
（22）乔因羽修，晋朝臣纂：万历（1591）《洪洞县志》卷1《舆地志·城池》。
（23）万历（1591）《洪洞县志》卷1《舆地志·都镇》，第17页上—18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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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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