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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仍无法因为这个原因而要求历史学家都去经历一次战争。大多数人还是要在图书馆和书斋中重建他们头脑中的历史。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无法做到；人类学家做田野工作、以求获得“地方性知识”、然后再对其加以“深描”的办法，对于研究古史的人来说也难以实践，我们只是想强调，每个人为了说明问题所利用的史料都是经过选择的，那么应该自觉地思考为什么选择这些、而非那些史料；然后在依据这些史料对历史进行重现和解释的时候，还要思考我们之所以这样、而非那样重现和解释的根据。“无我”是真正能做到的吗？
据说黄仁宇曾经交待，《黄河青山》须在他去世之后才可翻译出版。我妄自揣摩，其原因并不在于他对几十年前国共两党之间的恩怨有他自己颇为宽宏的解释，而在于他对所任职的学校将他随意解聘颇有怨辞，特别是对美国的一些中国史权威对他的研究思路及新著《中国并不神秘》采取了否定态度而大为不满。头一场风波发生在他与费正清之间，因为后者对他研究明代财政税收的观点不敢苟同，因此该书未能按计划在《哈佛东亚研究丛书》中出版。按黄仁宇的说法，原因在于美国人惯于把道德判断置于技术层面之前，费正清也是同样，他们可能会更多批判明代财政制度的荒谬，来取代对这套制度背后逻辑的挖掘。他还指出，他们之间的矛盾系因“学术圈和部分出版社的习惯”所引起。这样说来，二者的分歧竟在于黄仁宇更多的是从对中国的体验出发，而费正清更多的是美国人对中国的现实体验？是两种“有我”的冲突，还是相形之下后者更无法摆脱“有我”？
令黄仁宇耿耿于怀的另一场冲突发生在他与芮沃寿（中译本音译为亚瑟 莱特）之间。他用了“悲愤交加”这个词来形容后者否定其书稿对他的震动，因为他认为此书与他的作家生涯和教师生涯息息相关。黄仁宇一方面怀疑芮沃寿认为他对中国历史的诠释方法太富民族优越感或太偏袒中国，另一方面则认定后者毋宁选择具体的研究时段进行细节描述，并不赞成进行长时段的宏观论说。而黄仁宇主张，“虽然我的书理论上是通史，但和当前时事密切相关。情势使然，不得不如此。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因此他的诠释方法，是以时事为出发点讨论长时段的历史，他认为，尴尬局面的原因就在于此。这终于使我们明白，黄仁宇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大历史观”在美国的影响甚微、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症结，在于他过于强烈的“有我”。
其实就《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和《万历十五年》来说，黄仁宇可以说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前书就明代中后期的具体制度，利用了大量资料和数据，分析了帝国管理体制中无法克服的弊病；后书则分析了若干人物的命运，认为他们的不同结局不过是一个大的历史过程的必然结果，这些都符合他的个人体验，也可以有史料的证明。但是由于不可能对史料做竭泽而渔的工作，因此过于强调某种既定的思路逻辑，也会带来明显的缺欠。比如出于对帝国体制僵化的强调，作者对“一条鞭法”的社会效果极不乐观，而新的研究则提供了不同的资料佐证；再比如出于对制度的批判，因而对像正德皇帝或万历皇帝这样的个人采取了同情的态度，认为他们的声色犬马是对传统官僚政治的不近人情的消极抵抗，也有矫枉过正之嫌；他批判明代的财政管理不如以前历代灵活，因此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以当时士兵头戴竹盔、身披纸甲这样的例子，说明代在工程建设上的成就不过就是长城、宫殿和陵寝等等，来证明明代的“衰落与迟滞”。现在看来，即使不在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语境下展开讨论，他也对明代赋役制度不断调整的意义估计不足，特别没有考虑到制度的简单和缺乏灵活性与制度的束缚是两回事，因为如果仅仅是前者，反倒可能给市场的自由运转提供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我们同意他说当时的发展趋向并非是英国式的资本主义，但根据近年来学者的研究，他对当时发展水平的估计还是过于悲观。
究其根源，黄仁宇的这些观点应该与他的经历有关。他经历的正是我们这个国家烽火连天、满目疮痍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是军队中低能的士兵、勾心斗角的官僚和战争中的野蛮残暴，因此他要寻找的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的最后答案也许真的要在历史中才能找到，但现实问题的复杂程度与历史问题的复杂程度一样，前者由于身在此中、后者由于无法重现而又同样得到加强，因此我们恐怕谁都不能肯定地说：哇！我找到了历史的真相。
其实美国学者也不敢追求绝对的“无我”。费正清与芮沃寿不同，他与黄仁宇有颇多相似之处，希望对历史有个宏观的把握，原因在于他对中国的现实政治有不少的参与，上世纪讨论应为美国“失去”中国负责的三个John中，他就算一个。他的历史观和历史叙事方法是典型的“有我”。但他能做的，黄仁宇不见得能做。有的人以宏观叙事为业，视为理论家；而另一些人如果以同样的方式做事，就可能被视为信口雌黄的疯子。多数美国学者像芮沃寿，他们的策略是把“有我”体现在微观的叙事上，这样就可能把讨论限制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就不会引起过多的异议。我突然想到写《白银资本》的弗兰克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另一个黄仁宇。
司马迁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说的都是“有我”而发，做出生前不曾料想到的名山事业的。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在养尊处优的生活里写历史的人，是永远不能登堂入室的了。而黄仁宇设若能因此从祀史家的圣贤祠，不亦可获慰于九泉之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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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7-10-3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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