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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葛兰言对古代中国礼仪的诠释，先要理解他的一般思想。
其一，在法国年鉴派社会学思想的影响下，葛兰言对于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宗教理论产生了严重反感。弗雷泽认为宗教产生于信仰，特别是原始万物有灵的信仰。原始人之所以认为万物有灵，是因为他们先有了“人的灵魂”的观念，再用死人的阴魂之存在去套自然界。不同于弗雷泽，葛兰言深受中国观念的影响。为了研究所谓“中国宗教”，他从农民信仰入手，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农业先民中，的确出现了“人有灵魂”的信仰(祖先、鬼、神)。然而，农民信仰已是晚于“原始宗教”的东西。在农民社会的祖先、鬼、神观念出现之前，人们相信的又是什么呢?葛兰言大看法是，那是混沌的大自然。从“原始宗教”的自然主义，葛兰言推导出宗教的另一种研究方法，即是对神圣地方(如山水)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他考察了古代中国的宇宙观，接触到了对中国人生活有深刻影响的阴阳五行之说。
其二，葛兰言的社会学方法虽是从年鉴派社会学那里延伸出来的，但由于他跟年鉴派史学有密切互动，因此他的社会学已不同于年鉴派社会学，他更综合。以我的理解，葛兰言的社会学方法是由两个因素来组成的。一方面，他相信，史前神话思想世界经由文明早期的文人之梳理、提炼、改造，会变成一种对于政治创新起到关键作用的“心态”。比如，《诗经》就包含了许多从神话思想世界提炼出来的“心声”。另一方面，从神话引申出来的“心态”作为一种历史的观念，是打开通往文明后期发展历史之大门的一把钥匙。观，它当中的主题决定了像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后期历史的发展。换句话说，要理解一种文明，就先要理解它的上古史。以神话思想为历史诠释基础，是葛兰言的历史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特征。为了理解上古史，葛兰言的历史研究，一直集中于上古的酋邦与城市。
其三，在葛兰言的历史叙事中，可以看到，后来人类学关注的分化式整合方式极端重要。在论述裂变式政治制度时，葛兰言联想的主要线索是“封建”，这可以说是有国家社会中的裂变形态。葛兰言早期在北京写过一篇宣言式文章，宣称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不同于我们的理解，更恰当地说，他是个封建式的社会主义者。所谓“封建式的社会主义者”，不注重在实质权力基础上创造国家，而主张以社会的符号体系来创设“符号性的政体”，可此来维持“分权式的统一”。
葛兰言宗教观上的自然主义、历史观上的神话主义及政治观上的“封建式社会主义”，固然可能都与当时欧洲的统一与分裂之辩有密切关系，但其基本观念的来源，却是古代中国的“宗教”思想。
出版于1922年的《中国人的宗教》初步概述了葛兰言对于所谓“中国人的宗教”的看法。该书包含农民宗教、封建宗教、官方宗教、宗教复兴、近代中国的宗教情感诸章，这个章节安排的次序表露出葛兰言对于“中国人的宗教”衍生进程的历史理解。在他看来，从原始的大自然生命力的信仰引申出来的农民信仰，是中国宗教的早期，在这个基础上，发达于上古城市的贵族宗教产生了，接着，基于城市的封建宗教之主要内涵，士大夫(特别是儒家)为“官方宗教”做了扎实的理论铺垫，使秦汉时期的礼制和国家崇拜成为可能。在《中国人的宗教》一书出版以前3年，也就是在中国的“五四运动”发生的1919年，葛兰言发表了《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26在该书中，葛兰言阐述了他对于“中国人的宗教”缘其于生命观念(于我看，包含人情与人性)的看法。对葛兰言来说：
中国古代节庆是最大的集会，它们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季节节奏步调。它们是与短暂时期相对应的，在这些时期里，人们聚集在一起，社会生活也变得如此热烈。这些短暂时期与漫长时期相互交替，在这些漫长时期中人们分散生活，社会生活实际上也处于停滞状态。27
也就是说社会只有在节庆这些短暂时期中才可能的，在其他时期，人们相互分散，不成社会，节庆提供了社会之“成为社会”的可能。
听起来，葛兰言的这一说，极接近涂尔干对于神圣与世俗生活截然两分的看法。然而，在这个公共与私人生活两分的解释框架里，却隐含着一种不同于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论点28。在葛兰言的论述中，对于神俗之分是不重要的，他笔下的所谓节庆的“短暂时期”与日常生活的“漫长时期”，都是生活。他欲求集中表达的观点无非是，节庆活动的公共性，是社会成为社会的方式。而这个方式的基础是什么?葛兰言的精彩之处在于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度理解。从古代中国节庆的分析中，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从两个性别集团的对立活动、密切结合的活动中产生的”，“性别集团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并在明确的时间里结合起来”。29对他而言，两性在古代集会上的对立与结合，就是社会，而这个意义上的社会，也是“中国式的宗教”，它为帝制时期的宇宙论(特别是阴阳说)奠定了基础。
葛兰言以性别集团之间的分与合来诠释上古中国的社会性，无疑为结构人类学奠定了观念基础。不过，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个“性结合主义”的看法，也诠释了中国礼仪理论的“人情”与“人性”观念。“人情”的原型，恰生发于葛兰言笔下节庆期间两性的混融造成的“热烈的社会生活”;作为“人性”的原型的“生”，也与他所说的这个交融有密切关系。此时，葛兰言成为西方的荀子，荀子说过，“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也在这一基点上理解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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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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