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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逝世之前：有别于宗教的礼仪
关于巴厘人的斗鸡，格尔兹说：
斗鸡就是这样一种使各类日常生活经历得以聚集的事物，暂且抛开生活仅作为“一场游戏”和重新连接成“不仅仅是一场游戏”不谈，斗鸡实施并由此创造出比典型的或普遍的更好的，可以称为范式的人类事物——它告诉我们的与其说是正在发生的事，不如说如果把生活作为艺术并且可以塑造《马可白》和《大卫·科波菲尔》那样根据感情类型去随意地形塑它时，将会发生的事。16
为了达到“基本”层次，人类学家仰赖所谓“简单社会”的研究，他们越来越普遍地运用“仪式”概念，来涵盖包括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有别于礼仪的斗鸡。17
然而，中国的“礼仪”一词听起来实在不同于“仪式”。礼仪作为特殊的仪式，带有贵族意味，与人类学家描绘的“原始风味”相去甚远。“礼仪”所代表的，既是原始的延续，又是与它的断裂。“礼仪”是部落社会向国家社会转变的成果，这个转变一般称为“文明的起源”。在许多地区，早期文明的进程中社会复杂化的步骤走得太快，表现极其激烈。而身居近代国家文明如此强大的近代世界中，西方人类学家选择“以礼为法”，以异乡的仪式来反思故乡的“宗教”，其背景恰在于，冲突主义的世界观是他们所处的文明的支配观念。在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表现得比较平顺。人们常说，中国文明的发生，具有独特的绵延性。18这个绵延性何以可能?礼仪在中国文明的发生过程中所起的“古为今用”的作用，不可忽视。
古人对于礼仪衍生进程有比较丰富的描述;司马迁《史记》中的“礼书”，是其中一个范例。对于礼仪从上古到汉武帝时的演变，司马迁说了如下几段话：
……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卫所居不合。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
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孝景用其计，而六国畔逆，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事在《袁盎》语中。是后官者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
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上闻之，制诏御史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19
也就是根据司马迁的上面几段文字，我们认识到，从上古到秦汉，礼仪制度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变化：
1. 夏、商、周三代按照人情与人性制定礼仪制度，为的是诱导人们知仁义，以等级来区分不同的人，使上至君臣，下至黎民百姓，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方面事事皆有适宜之度，以此来统一天下人的意识，整齐人心。
2. 周朝衰落后，礼乐制度破坏了，出现了等级身份的象征混乱的情况，人们争着奢侈逾制。儒家在礼乐制度破坏后想改变局面，“克己复礼”，却没有成功。
3. 秦统一天下，收罗六国礼仪，选择了合适的来用，创造了自己的礼仪制度。到了汉代，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汉高祖光复四海，拥有天下，接受儒者叔孙通的建议，增损秦制，制定了汉代制度。到了孝文帝时，出现重定礼仪制度的建议，皇帝喜爱道家学说，认定繁琐的礼节无益于天下治乱，没有采纳。到孝景帝时，晁错建议削弱诸侯，取消“封建”，后来导致六国叛乱，天子不得己，杀晁错以解危难。汉武帝即位后，招纳儒学人才，制定礼仪制度，搞了十余年，没有成功。有人建议，礼仪制度要以感应上天为前提才可能建立。汉武帝才下诏书，以“太初”为元年改定历法，变易服色，封祭泰山，制定宗庙、百官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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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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