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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上揭书，107-142页。
25 上揭书，141页。
26 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7 上揭书， 195页。
28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9 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 199页。
30 Maurice Freed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231-372.
31 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 181页。
32 据杨堃先生，葛兰言将中国历史分为“原始时代”、“封建时代”、“帝国时代“，对应于传说时代、本文献时代、历史时代。他完成的主要研究，在于前两个时代，相当于上古时期(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见《社会学与民俗学》，123页)。而在我看来，在上古史的研究植入社会学观点，使中国上古史研究服务于社会理论的营造，是葛兰言学术的精彩之处。
33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38-167页。
34 上揭书， 162页。如杜赞奇所承认的，现代话语转变的矛盾后果是，当时，“它[国家]也未能实现现代化社会的目标，因为它没有颁发动员起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的能量和资源。” (162页)。
35 上揭书。
36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1933]，75页。
37 “新鲜事物拜物教”还使人错误地认为，包括礼仪在内的仪式会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而消失。其实不然，对于现代社会中仪式的政治性的研究表明，大量的象征存在于现代政治中，其存在目的在于“使人们更易于相信某些观念就是真实”，现代社会的仪式，同样是一种带有权力意味的“社会剧场”(David Kertzer,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 New York, 1988)。
38 王铭铭：“历史与文明社会”，载《社会学家茶座》，2006年，总第16期。
39 杨国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9-250页。
40 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2003]，14-20页。
41 诺贝特?埃利亚斯：《论文明、权力与知识》，刘佳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2 张光直先生借助结构-象征人类学来分析商文明，基于考古发现的物品构思出上古中国文明的特征，参见张光直：《商文明》，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他的著作因聚焦于商而无法未充分展示礼仪制度与西周这个朝代的特殊关系20多年前，我关注过中国猫头鹰的形象史。猫头鹰的形象，集中出现于商文明，到了周代，它就渐渐消失了。在商代，酒器上的猫头鹰很是神圣，表现出这个民族有一种崇尚理性的品质，其至上神(帝)的观念也极强烈，祭祀的地位极高。相比之下，在反映周人生活的《诗经》里，猫头鹰被当作一种负面的形象出现。这个变化是出现的背景是什么?与礼仪的实质有关。严格说来，是周代才开始试图建立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周代实行分封，这有点接近“联邦制”，诸侯独立性相当大，他们在各自境内处理与其他族群及阶层的关系，形成各自的“国”。周天子需要一套非常有智慧的文化制度，否则，无法促成“和而不同”，于是，礼仪就成了它的政治制度的核心。《诗经》对于神圣的猫头鹰的谴责，反映了周代的伦理-礼仪中心主义。要建立一种道德，就需要找到罪过的化身。周代找到了妇女，而且将之与猫头鹰相联系。换句话说，从商周朝代之族性与信仰世界内涵的转变来理解礼仪对于“华夏”的重要性，更贴近我理解的历史。
43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1933]，216页。
44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见陈其泰等编：《20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1921]，289页。
45 杨联陞：《国史探微》，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982]，1-13页。
46 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来源：本文原载于王铭铭《经验与心态——历史、世界想象与社会》，235-27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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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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