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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是有别样的学者，他们也非纯圣人，但保有难得的良知，在礼仪的观念和制度遭到人们唾弃之时，他们仍围绕着它来书写历史。有了他们，中国思想才在现代文化中保留了一席之地，保持了自己的历史延续性。这里我要以他们的书写为出发点，从社会理论角度进入礼仪这个题域。我从中选出三个人的三种论著，以充作讨论的起步：
1.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930]年版);
2.费孝通“礼治秩序”，载于其《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1947]年版);
3.钱穆“礼与法”，《湖上闲思录》(三联书店，2000[1948]年版);
李安宅是一位重要的人类学老一辈，他是出名的藏学人类学，也是中国人类学界最早从事海外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印第安人研究，有相当的开创性)。李安宅对于“礼”的论述，人类学和社会学界注意得不够，其实它蛮有意味。如同不少比较文化研究者，李先生谈“礼仪”时，注重它的层次性，更注重作为其核心思想的“中庸”。所谓“中庸”，在人类学中可以理解为一种介于“野蛮”与“文明”之间的状态，古人称之为“文质彬彬”。“文质彬彬”，是既质朴，又文雅，质说的是原始，文说的是文明，所谓“礼”的思想，即主张是这二者之间寻找一个中间路线，不至于失礼，又不至于为了礼而变得过分的虚伪，“文过饰非”。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一书，早已于1930年出版，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他笔下的“社会学研究”指的是一种以“社会”观念为中心的分析方法。
《<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的建树极高。除了谈到礼仪的“文质彬彬”之外，李先生在该书中提出了礼仪的诗学态度，李先生主张，礼仪这东西，关键是表达感情(人情)。礼仪的理论基于一种设想：人们是因为爱对方，所以才用礼仪来尊敬对方，这种爱和敬，如同诗歌里表达的那样，是充满感情的。古人之所以老将“礼”与“乐”混合起来谈，便是因为“乐”的感情表现是“礼”的一个重要属性。
从李先生的书，可以窥见古代中国观念之特征。他在书中的一个地方提到，在他看来，宗教与白日梦有密切关系，说人因在白天做梦才发明了“宗教”1，这使我感触良多。
西方神学和人类学，都说宗教是人根据晚上的梦想象出来的，晚上做梦，人“灵魂出窍”，到处游荡，人类学家想到“万物有灵论”。
而李先生说人白天做梦，“白昼见鬼”，“明知故作”，造就了礼仪。
白天做梦和晚上做梦有不同，因为白天做梦有一种“自觉”，晚上做梦是无意识的。根据“自觉”造就信仰，与根据无意识造就信仰，二者之间的差异很大。
李安宅对于礼仪的定义，具有综合性，他罗列了礼仪的十几个特点，其中特别强调了等级、交换和道义。将他那些有些须混乱的综合再次加工，可以看到，礼的等级性是基本的，而这并不排斥礼起源于原始的互惠交换模式。而“道义”，则与人类学交换理论中的“obligation”概念相联系，重视人与人的“相互担当”与“相互依存”。
李先生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居然也特别像是一部以礼为中心的人类学导论。他谈礼时，区分语言(包括亲属称谓)，涉及认识论、分类、物质文化(食品禁忌、建筑、游行、什物、职业等等)。在宗教方面，李先生涉及到了人生礼仪、占卜、神谕等等。关于战争，他又指出古代战争的礼仪性，如战前的占卜和宣誓，战中的“阵容”等等。
费孝通也是人类学的老一辈，他关于“礼治”的论述，出版于1947年，其中的一些观点，关注的是社会的形成与文化的关系。费先生对于“礼治”的论述，重点放在乡村的“无讼”，其要表露的心境，是一种对于“同意的权力”与“横暴的权力”的区分。2这个区分，启发来自人类学，是对有别于强制的统治的乡村自主社会的鼓励。如今，不少法学家去乡村，也是去寻找这种“同意的权力”，而费先生早已告诉我们，这种权力，是以历史上遗留在民间的礼仪观念为基础的。如今，些许法学家老谈 “礼失求诸野”，意思是要去乡土中国寻找一种不同于法律这种“横暴的权力”的秩序模型3。费先生对这点，早有预见。费先生以“礼治”来替代法学家所说的“人治”，说这个形容更准确。什么是“礼治”?他的定义是：
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的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样的规范的是传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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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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