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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意失荆州”的悲剧结局的塑造，显然是对历史文本的一种重构，民间的故事并不会正面展开一位英雄的失败，而文人笔下，关羽的骄傲与他的英勇结合在一起，反映出文士在解读历史时所感受到的建功立业与人生无常的生命终极关怀，给关羽打上了悲剧式英雄的情感烙印。
此外，小说中的关羽形象驰骋于三国古史的历史时空中，却已经是人神合一的整体。小说虚构了关羽成神显灵的情节，似鬼似神，颇具浪漫主义的色彩。除了玉泉山显圣外，关羽在敌国显灵两次：一次是附身于吕蒙，大骂孙权，追索吕蒙性命，神威宛若在世。一次是东吴将关羽之首送与曹操，曹操开匣观看，关羽“口开目动，须发皆张”。关羽于刘备梦中出现两次：一次是刚遇害，其魂灵泣告刘备起兵以报仇雪恨①（以上三则见于嘉靖本第十六卷第四则“汉中王痛哭关公”毛本第七十七回）。一次是刘备兵败白帝城时，与被害的张飞一起召唤刘备聚会②（见嘉靖本第十七卷第九则“白帝城先主托孤”，毛本第八十五回）。这两次托梦，足见刘、关、张兄弟情深。关羽还在战场上显圣两次。一次在供有关羽神像的山间人家，助关兴除潘璋，夺回青龙堰月刀③（见嘉靖本第十七卷第五则“刘先主统亭大战”，毛本第八十三回）。一次是救关兴战羌兵越吉元帅④（见嘉靖本第十九卷第七则“孔明大破铁车兵”，毛本第九十四回）。在战场上关羽身形威仪如生前。从关兴眼中看：“只见云雾之中，隐隐有一大将，面如重枣，眉若卧蚕，绿袍金恺，提青龙刀，骑赤兔马，手绰美髯，分明认得是父亲关公。”战神是关羽最基本的神性，后世出现的关羽神迹故事多与其护国佑民相关。
总之，作为一个定型的文学形象，《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传递出许多相互渗透，相互关联的文化内涵。对此，不同接受层可以进行不同程度的读解，他们从关羽这一形象内涵中抽取一些自己认可的文化属性，并加工这些信息。这一读解过程又将与新的文本一起生成新的文学化了的关羽形象，关羽形象的生成由此而成为一个无限符号化的过程。有关关羽的宗教传记编造了大量有关关羽的故事，其中很多是《三国演义》小说中虚构的内容。而文人诗歌中的关羽虽典雅许多，但其中也出现了不见史传的故事，如斩貂蝉，彭梦祖的《关公庙祀歌》：“……貂蝉颜色天下殊，背面忘夫即可诛。人间亦有奇男子，月下能挥一剑无……＂［6］（P．852）对于将虚构的故事入诗，古代文人历来有所批评。如《药庐杂缀》说：“《三国演义》，原不尽属子虚乌有。唯诗人不加鉴别，概以人诗，致腾笑艺林者亦复不鲜。一今河南有恨这关。相传因关羽过五关时，有‘立马回头恨这关’之句得名。明卢忠肃督师至此，赋诗云：‘千古英雄恨这关，疆分豫楚几重山……遐思壮缪当年事，历尽江山识岁寒。’五关六将，语属不经。吴拜经谓忠肃此诗，特有为而发。要未免失于检点。”袁枚《随园诗话》说：“崔念陵进士，诗才极佳。惜有五古一篇，责关羽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说衍义语也，何可人诗？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消其无稽，终身惭悔。某孝廉作关庙对联，竟有用秉烛达旦者。理俗乃尔，人可不学耶？＂［71］（p．18）这些小说或戏曲中虚构的故事情节在诗歌中的表现，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 这种文学化的处理一方面使元杂剧中关羽形象的神道色彩与市民气味，逐渐为《三国演义》小说中那种雅俗共赏的，具有忠义思想的儒化战将形象所取代。另一方面也使得作为历史文化符号的关羽形象融汇了雅俗两方面的文学想像，而具有了震摄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三、宗教的圆融渗透
在中国社会，不同阶层对于宗教有不同的心理上、精神上以及应用上、物质上的需要。“统治阶级需要自己的神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被统治的人民亦需要某个救苦救难的神灵来满足他们幻想的某种幸福的要求”［8］（p．158）。而关羽的形象被各阶层接受的程度超出了一般形象所及的范围，他的影响辐射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角落。
早在隋唐时期，或者更早一些，湖北当阳玉泉山上就有祭祀关羽的庙宇。与其他人格神崇拜一样，关羽崇拜也来自于古代的祖先崇拜。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揭示了祖先神崇拜的存在：“对一切超于普通事物的东西，野蛮人认之为超自然的或神圣的。超群的名人也是如此。这个名人也许不过是记忆中建立部族的远祖；也许是一位以孔武有力、晓勇善战而知名的领袖；也许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巫医……不管他是上述哪一种人物，由于其生前受人敬畏，其死后便受到更大的敬畏。对于这位鬼灵的邀宠礼，渐渐比那些不为人恐惧的鬼灵来得大，并发展为一种定为制度的崇拜。＂［81］（p．169）关羽最初在宗教中也是以引起人恐怖、惧怕的厉鬼形象出现的，在民众心目中对关羽的畏惧感远远大于崇敬感。这也昭示了关羽在冥界的一种超过其他神的非凡力量，从而得到人们更多的祝拜与祈祷，以致形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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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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