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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羽形象的演变历程，真实地存在于中国的古代社会，但这一关羽形象已经不是三国历史中的关羽了，确切地说，关羽形象在以后每个时代的存在，并不是关羽本人的现实存在，而是存在于一种由于社会的接受而建立起来的文化世界里。在其中，关羽形象的存在形态是和某种文化制度、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成为了每个社会里人们借以思考、讲述、用传统文化进行阐释的一个符号或者说一个文化单位。“在人们的生活中，宗教除外，重要的是自我形象，尤其包括它的有文学记载的历史，它的伟大人物，决定性的事件和关键性的创造。”［4］（p．238）因为关羽是历史的，民族的，所以他被选择用来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
诚然，三国历史中的关羽是关羽形象生成的“客体”，如果没有历史的存在，那么整个关羽形象都似乎没有存在的理由。而这一形象演变的过程中，人们给关羽加了许多文化代码，这些代码就是传统人文精神中忠、义、勇等道德规范，在这些道德规范中，有的是历史中的关羽所具有的，有的则是后代人所着意提升的。它们给关羽本体注人了得以延展的文化生命，从这一点上看，文化代码相对于关羽这一文化载体更有活力，它们是灵魂与躯壳的关系，互相依存，不可分离。
二、文学的多方位塑造
宋代俗文学的兴起和繁荣为亚文化中的英雄们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并且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于他们能够由俗人雅，接受文人的加工创造，由元人明，关羽形象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得以定型，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形象。此后，文学以它的多种样式和雅俗文体对关羽形象进行了全方位的塑造。
文学中关羽形象的塑造以小说《三国演义》为分水岭。小说成书前，史传、诗歌、戏曲、说唱文学、文人笔记中所记叙与描写的关羽形象特征不一，缺乏整合。而《三国演义》在史传、戏曲、说唱文学、民间传说等多种同质异构的文本基础上加以融合，兼容包纳了关羽在各种文本形态中的面貌特征，集大成地塑造出具有强大吸引力与艺术魅力的关羽形象。小说成书后的广泛传播与接受也进一步扩充了雅俗文学对其形象的再塑造，同时推动着关羽崇拜的发展。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塑造在关羽形象演变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深刻地影响着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接受与传播。首先，《三国志演义》中的关羽形象开创了中国古代小说中儒将的人物形象类型。中国浩如烟海的史传文学中，塑造了大量的帝王将相，其中虽展示出了武将在疆场征战，行军用兵中的气魄和力量，但一则由于史的局限，二则由于文化的偏见，对其个性诸方面的挖掘，远谈不上深刻。而在民间长期以来的武侠文化传统中，受到百姓歌颂爱戴的英雄侠客虽然个性强烈，爱憎鲜明，但是大部分是鲁莽的人物形象或是作为封建皇权的对立面出现的，这种侠客形象显然难以被统治阶层所接受。《三国演义》中所塑造的英勇能武、儒雅知文的关羽形象则成为了统治者与老百姓都普遍接受的武将典型。其次，小说《三国演义》融合各种文本中不同关羽形象特质的矛盾进行互补、重构的组合过程则使关羽形象中忠、义、勇等人文精神体现出了多重内涵。由于中国各个阶层的文化差异，其对于忠义精神的规定性有所不同。所谓的“义”可表现为统治者强调的忠君爱国的大义、儒者津津乐道的仁义和江湖弟兄肝胆相照的结义等层面。《三国演义》将多种层面的忠义内涵整合到对关羽形象的塑造上，交叉运用了前代雅、俗文学的各种叙事话语，有说唱文学与民间传说中的故事，有文人诗歌的咏叹与议论，从而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语义体系。“古城会”—下那失守、屯土山约三事、秉烛达旦、刺颜良文丑、挂印封金、涛桥挑袍、五关斩将、古城聚义—是民间对于刘、关、张三人作为江湖英雄好汉的传奇经历的叙说，小说中袭用了许多传说母题—寻亲母题、历险母题、过关母题等—并进行了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重构，将其纳人历史的真实情境当中。而故事中的“秉烛达旦”一节则是文人对历史细节的虚构，深化了关羽坚定、有操守、忠贞的思想境界。“秉烛达旦”的构思来自中国传统的男女授受不才；的“礼节操守”观念，也就是关羽“约三事”时强调的要与嫂嫂“一宅分两院”的要求。万历十九年（1591）南京万卷楼周日校刊本《三国志演义》在小字注“考证”中写道：“《三国志》关羽本传，羽战败下那，与昭烈之后俱为曹操所虏。操欲乱其君臣之义，使后与羽共居一室。羽避嫌疑，执烛待旦，以至天明。正是一宅分为两院之时也。故《通鉴断论》有日：‘明烛以达旦，乃云长之大节耳。”’［5］（p．276）后来万历三十八年（1610）建安余象斗刊《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卷十二汉献帝五年的“目”中有“使羽与二夫人共室，羽避嫌秉烛立侍至天明”语，其眉题标为“秉烛待旦”，这一情节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没有，到毛本《三国》中便插入了。“华容释操”则反映出忠与义的矛盾以及不同的化解方式，其中还折射出不同的价值接受取向。小说创设的华容释操情节，给关羽一个忠义难两全的情境，在华容道上，关羽面对失败逃亡的曹操会作出怎样的抉择呢？从平话中的“曹操撞阵，关羽面生尘雾”的天意难违，到小说中关羽为曹操旧日恩情所动，冒死主动让路，报恩放操。可以说，这是塑造关羽品格的神来之笔。文人的构思较民间更具文化底蕴，古城会一段，在关羽和曹操之间已经有了一种似敌似友的关系。从个人道义上讲，曹操能够保全刘备妻室以及关羽性命，这对关羽以致蜀汉集团都算是恩重如山。而从国家忠义来看，曹操有汉贼窃国之嫌，关羽无论如何也是与他不共戴天的。所以在旧义与新恩的抉择中，关羽能够毫不犹豫辞曹归刘，全其旧义。然而，在曹操败走华容的情势之下，关羽如果赶尽杀绝，在人们心目中，他就有点太不近情理了。义是中国儒家传统所倡导的理想人格的一部分，表明的是一种对人对己的态度。《孟子·离娄下》记载了“庚公之斯追子灌孺子”的故事：卫将庚公之斯因为学射于郑国子灌孺子的学生尹公之他，所以子灌孺子对他有师恩。子灌孺子代表郑国领兵侵犯卫国，在与庚公之斯的对战中，他因臂疼而不能执弓，处于弱势，失去平等较量的机会。庚公之斯放他一马，是符合儒家仁义精神的。这就类似于华容道上关羽放曹操的场面，所以嘉靖本的小字注将这段故事引用作为华容道释操的对照文本。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更注重仁爱，求同求和，并不族扬那种穷兵默武、杀伐侵略的军功，所以战争的血腥残酷之下，还时时流淌着善良人性的温情。这可能也是人们都能够接受关羽释放曹操的民族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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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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