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史中的关羽是后代关羽形象符号化的载体。《三国演义》的广泛影响,则使关羽形象在文学领域逐步象征化、符号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代言人,最终,在关羽崇拜中,关羽形象演绎成至圣至神的宗教神灵,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丰富而又深刻的信仰力量。
[关键词]关羽形象;关羽崇拜;历史;文学;宗教
说起关羽,人们自然会在脑海中浮现这样的一副肖像图:“身长九尺三寸,髯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抹朱;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1I(p.5)。“头戴青巾,身着绿色战袍,手拿青龙堰月刀,足跨追风赤兔马”。若要问起“关羽为什么是红脸?”“关羽为什么爱穿绿袍?”等,民间百姓都会用世代相传的传说故事津津乐道地为之进行合理的解释。在宗教造像中,关羽经常是与“关平捧印”、“周仓持刀”组成一个肖像群。且不说关羽、关平、周仓等人物,就是青龙堰月刀、赤兔马、汉寿亭侯印都有动人的故事流传。在威严的雕像前人们浮想连翩,无疑,这是一组活在百姓中的雕像,每一个意象都与关羽的人格精神联系在一起。让人感觉得到,关羽形象的这些固定形态,实际上也是其忠、义、勇文化特征的折射,其象征意蕴表现着中国文化的道德标准,反映其内在的秩序,也迎合了中华民族感情和精神的需要。
关羽是自古以来学者评说的对象,关羽研究也是近年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从形象生成与接受的角度,结合历史、文学、宗教等因素,全面剖析关羽形象在中国古代社会走过的历程,同时对关羽崇拜进行深人的文化阐释。
一、历史的选择取舍
如果我们要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演变过程中寻找一个生成的原点,那就应该将眼光投向一千多年前的三国历史。关羽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其后刘宋时期的裴松之注,补充了一些当时流传的野史中的史事传说。陈寿的《关羽传》非常简略,不仅个人资料(如生年,家世等)交代不明,而且所选取的只是关羽一生中的几个片段,精简了一些材料,并将部分材料以中心位置加以突出,其他材料则排挤到边缘的地位。很显然,刘、关、张的情同手足被作为关羽的重要社会关系在首要位置表现出来。从叙事的比重看,关羽在曹营,和关羽威震华夏以及其败亡的过程是作为关羽人生中两个重要阶段来表现的,作为传记的主要组成部分,体现为叙事篇幅的加长,人物关系、矛盾冲突的充分展开等方面。此外,传记中还有两段类似人生花絮的故事性描写,即与马超比武事和刮骨疗毒事,是点状叙事,连缀以关羽跟随刘备的征战活动。陈寿是将关羽和张飞放在一起并论的:“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2](《蜀书·关张马黄赵传第六》,p.944)“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川(《蜀书·关张马黄赵传第六》,p.951)
历史真实地告诉我们关羽其人并不是一个无名小卒,而是为蜀汉集团立过功劳,与先主形同手足,在蜀汉集团是举足轻重的将军。当然这位将军也有骄傲轻敌的毛病并最终导致了他的败亡。不管怎样,关羽还是代表着“捐躯赴国难”的尚武精神和“视死忽如归”的壮士形象。这也就是屈原《国疡》中所讴歌的一种民族形象。然而,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文化传统以及其内敛而不张扬的文化个性,使得长期以来以儒家为正统的封建文化长于塑造一些谦谦君子和道德圣人,隐匿了杀伐暴力的武士风范,只有在民间,还在推崇江湖豪侠的扶正祛邪,抑恶扬善。因此,在三国以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关羽所为人称道之处在于他的勇猛,在于与张飞并列号称“万人敌”。关羽百万军中刺颜良的高超技艺、过人胆量与刮骨疗毒的大无畏精神,成为了军伍中力与勇的象征而令人们心向往之,体力行之①。
而关羽被作为儒家文化的载体来塑造大概是从宋代开始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契机:首先,宋代儒学的复兴可以说是从《春秋》学开始的,而史载关羽爱读《左氏春秋》,“讽诵略皆上口”[2](《蜀书·关羽传》,p.942),这是一条适合于塑造亦文亦武的儒将形象的文化讯息,所以,宋人为关羽作传的时候,也就将这条《三国志》关羽本传中裴松之的注解加人进去。其次,南宋偏安,与金、元对峙的局面,在历史上惟一可以比附的可能就是三国时期了。而在此时代背景之下,汉民族的勇武气节被空前地激发起来,在行伍中与士兵同仇敌汽、共同作战的将领被歌颂为英雄,在这一点上南宋儒士十分推崇关羽,庐陵曾三异的《同话录》认为:“《九歌·国荡》,非关云长辈,不足以当之。所谓‘生为人杰,死为鬼雄’也”[3](卷二三上,p.308)在这样的机缘中,宋代已经演变为亦人亦神形象的三国战将关羽,加上忠义精神的时代激励,成为军队和百姓守护家国的精神力量和文化象征。第三,大概正是因为南宋偏安与三国时期的相同局势,南宋的正统性与蜀汉的正统性便联结在了一起,在宋朝文人心目中,南宋作为汉族的政权,与蜀汉政权都应该是具有正统地位的。从宋朝碑记(萧较《淳熙加封英济王碑记)))中对关羽忠于刘备,择主而事的赞颂可以看出,最迟在北宋末南宋初,蜀汉集团的正统地位已经成为宋儒的共识。在朱熹将蜀汉正统写人《通鉴纲目》之后,尊刘贬曹的思想一直成为后代三国故事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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