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panese scholar Yuzo Mizoguchi and Chinese scholar Sun Ge had a discussion on what‘ community of knowledge’ should be. They agreed that a community of knowledge should be an intellectual body of different opinions and critical attitude - a conference with differences. Criticism should go side by side with self- criticism.

　　沟口雄三(以下简称沟口)：孙歌氏的书很快就要在台湾出版了，在日本，岩波书店也已经决定相继出版你的两本书。好像大陆的出版社也正在筹划你的相同内容的出版物吧。我在平时对于你的思考一向有很强的共鸣，所以在亚洲的一部分区域里能够有这样的书同时出版，是很让我兴奋的。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陈光兴先生委托我为这本书作序，我很为难。日本没有为他人的著作作序的文化，我因为个人的专业兴趣，很熟悉明末袁宏道和袁中道所写的的序文，我了解中国文人的序文是何等的了得。我没有那样的才能和见识，这已经让我自惭形秽了，更何况孙歌氏的论文以思考框架之宏大、思考之缜密和锐利见长，我越发觉得无法给这样的书作序。进退两难之际，陈光兴先生给了我一条后路，慨允我以对谈的形式代替序文，给我解了围。我很高兴能和你一起讨论。陈先生并且希望我们主要谈谈“知识共同体”的运动，我也很愿意接受这个话题。

　　孙歌(以下简称孙)：您如此评价我的研究，很让我汗颜，我很清楚自己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不过我很荣幸自己所敬重的沟口先生能够拨冗专门为我的小著指教，借此机会，我也很想了解这几年在“知识共同体”的运动过程中，您个人的一些想法和体验。

　　沟口：记得这个“知识共同体”的说法最初是你逗留东京的时候对我提起来的。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孙：六年以前。

　　沟口：1995年吗?当时，我并没有很深入地追究你究竟希望在“知识共同体”中寻找什么，是什么动机促使你这样做的。其实，在当时，我并没有很深入地思考所谓“知识”、所谓“共同”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我只是记得，好像你是在日本逗留期间到韩国去，在那个时候被什么事情所触发，于是有了这样的想法。你是否可以再仔细谈谈?

　　孙：的确我是在和日本的与会代表一起去韩国开会的时候，正像我在序言里提到的那样，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就是在东亚的人们，特别是所谓知识人里面，是否可以有一个共通的立场呢?于是我就在您面前直率地用“知识共同体”这样一个表述传达了我的想法，但是其实我也没有更深的考虑。思考的深化是在这个想法付诸实施之后，当它渐渐成为共识者之间的一个流动性的运作过程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沟口先生首先诉诸实践，发动了一个实际的运作，提供了让中国和日本的一些知识人可以对话的空间，具体说就是召开对话形式的讨论会，准确地说，是沟口先生的一个强有力的决心催生了这个操作。而一旦进入操作，我才知道它远不是我那个朴素的表述所能概括的单纯目标，这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本身要比建立一个共同的知识立场这一目标重要得多。

　　因此我更需要向您请教的是，您年轻时从事过日中友好运动、一直致力于中国研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他者有着深入思考；对于您这样的前辈学人来说，发起“知识共同”的运动，恐怕是有自己的理由、动机、或者说动力的吧。您能否就这个方面谈谈?

　　沟口：谢谢你关心我的个人想法。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受到了毛泽东革命的感召，就从当时相当于法学部预备科的德语课程转到了中国语课程。我本来是很想做外交官的，但是当时学习中文的学生不可能进入法学部有关专业学习，我就只好断了这个想头，准备将来进入中文学科学习。当时的中国文学学科毕业生就职机会很少，我听说前几届毕业生充其量不过能找到中学教员的工作，可见当时我选择的是一条从外交官转到中学教师的人生道路。促使我这样做的，是毛泽东革命。对于我来说，中国革命使我获得了一个自觉，就是涤荡了我的幼年时代、少年时代、以及我遭遇到毛泽东革命时的全部历史。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在中学时代赶上了战败，于是被告知到那时候为止的教科书的记载错了，所以错了的地方就都被用墨给涂抹掉了。我们这一代是用墨汁涂抹历史错误的一代。在我中学一年级的时候，世界曾经颠倒过一次。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为止一直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突然发现都是谎言。那的确是一次涤荡，但是在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遭遇毛泽东革命的时候所受到的涤荡和震撼更为深刻。

　　那个涤荡太强大了，所以它的全部内容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也不能充分表达出来，我能够确定的一个内容，恐怕是对于偏见和歧视的反省和抵制吧。当时我回顾自己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开始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曾经一直没有被察觉到的偏见和歧视等等感情的存在，并且意识到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在幼年和少年时代通过漫画、电影、还有新闻报道等等，培养了根深蒂固的对于亚洲的歧视和偏见，并且同时也培养了植根于这种歧视和偏见的把亚洲的殖民地从白人手里解放出来的使命感。我们内心的这种扭曲，在进入大学之后才通过了解中国革命的实态以及以中国抗战为首的亚洲各国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状况得到认识，于是，在幼年和少年时代无意识地接受的那些偏见和歧视感情在内心深处转化成了类似于原罪的感情。在教科书被涂抹了墨迹的中学时代，世界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变化是在我之外的；而在大学时代获得的自觉，却是发生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颠覆性的变化。因此它是发生在主体层面上的深刻的冲击，自己主体根基之处的人性受到了追问，这是冲击深刻的所在。而这种对于主体的追问和自责乃至自觉，使得我在其后与中国发生了关联，而且也支撑着我的中国研究。

　　孙：您的这个回忆让我感觉到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那是我在阅读战后日本思想史资料时一直在寻找的，我想，您这一代人其实一直处在激烈的时代变化漩涡里，所以您说的那种“原罪”感情，是非常强有力的思想能源，只是它的存在方式非常曲折，就是您说的那种“扭曲”的表现吧。作为没有这种体验的战后一代人，我觉得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必须谨慎地接近您表述的这些感觉，否则，就没有可能接近那一段历史。

　　沟口：的确有这样的问题。接下来再谈你说的关于“知识共同体”的动力问题。你刚才说是我的决心发起了这个操作，其实更准确地说不是“决心”，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这个冲动的源头，或许就是一种不满足感。在战后50年代到80年代的30年里，我们一直在冷战的框架里面，通过声援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抗美国的包围中国战略等等斗争，向中国谋求连带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只不过是一些口号而已，但是这口号使我们的正义感得到了满足。这个正义的连带的纽带，经历了文革等等，发生了变形乃至被切断了。到了80年代，随着外交关系的恢复，中国陆续派遣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对于那些来访的人，我几乎是如饥似渴地寻求交流，然而却总是无法得到满足。好像什么地方不对劲。他们似乎没有我所寻找的东西。那么，我到底想在中国寻找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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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1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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