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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看《黄河边的中国》，其大理论思考的特征，便使它将农村本身推至边缘，成为典型的从外向内看和从上往下看的例子。《黄河边的中国》的确是有意识地回避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与范畴，但它从小农理论到历史评论来看农村，实在有很多地方在以自己的既有知识来寻找、割裂农村事实，它一再评说农民缺乏合作能力时，仅仅是从一些具体的农民没有合作的例子如农民为什么不集中灌溉等来引出语题，然后转向历史或哲学层面的思考，将一个社会科学的话题转换成人文科学的话题的。本来应该在此停住，仔细从当地农村中来讨论为什么农民不选择合作，从而形成一个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论题，但《黄河边的中国》在10处以上提到农民合作能力不足时，竟无一处进行了这种细究，其中的哲学式思考和历史联想，不仅在提供启发意义上，而且在提供答案上面起了作用。农村调查因此就仅仅成为一个话题，一个由头，一个思考的起点。作者关心的中心依然在抽象的理论问题上，也就是作者所竭力希望“悬置”却始终没有“悬置”起来的外来理论上。
其实，外来的理论倒没有那么可怕。从里向外看和从下向上看，并不排斥外来的包括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范畴。关键是需要将农村调查置于一个经验研究的领域之中，从理解农村本身的逻辑来把握那些在农村调查中发现的令人震惊的事实，从农民具体的生活生产中，从农民自己的行为脉络里面，找到之所以农民不合作，之所以农民负担重的理由。一句话，从内向外看和从下往上看的关键，是将农村本身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在经验层面进行研究。经验层面的研究并不排斥哲学和历史式的思考，但这种思考只能是在提供启示上，而不是在提供答案上起作用。哲学和历史式的思考本身应置于社会科学研究也就是农村本身研究的边缘，而不是中心。
《黄河边的中国》的悖论就在于，它占有大量调查资料及这些资料的问题意识，但因为作者没有能够将理论特别是哲学式的思考“悬置”起来，而未能从农村本身的逻辑来解释这些问题，更没有能够提出真正有助于哪怕是理解诸如农民合作能力和农村政治体制的理论架构，这样就缺乏在解决农村诸多问题的对策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与一个记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也就没有了本质的区别。
《黄河边的中国》因为有大量的调查资料，而正确地抓住了问题，但它并没有理解问题，更没有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其原因是具体的调查与对大理论的思考结合在一起，违背了作者自以为的“悬置”原则。这带来的一个更糟糕的后果是，学者在调查中往往容易走上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好为人师的老路，忽视调查是向农民学习，向乡村干部学习，向农村事实学习的实质。也正因此，《黄河边的中国》的调查更多只是提出问题，提供让作者震动并愿意思考的材料，而很少给作者提供学术思考上的灵感，农村成为需要救世主来予拯救的他者，农民成为需要知识分子来予启蒙的愚民。
为什么一个真诚的试图“从内向外”、“从下往上”看的学者会出现调查与理论的脱节，而难以从农村调查中获得理论思考的资源？问题当然不出在作者的真诚上面，也不出在作者的知识结构上面，而出在中国学界向来就有且病的不轻的好为人师，相信理论甚于相信事实的毛病上面，以及学者希望一揽子解决中国问题的心态上面。对大理论的关怀或对大问题的关注，在《黄河边的中国》中就是对农民合作能力与地方政治状况的关注。说过于关注大理论有问题，不是说大理论不重要，而是说大理论不根本。以农民合作能力和地方政治状况为例，百年来不仅没有解决这两大问题，而且对构成这两大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仍然缺乏理解。恰恰在构成大理论的理由上，需要学者进行深入调查，在具体的问题中作更为细致长久的研究，而不能只是作走马观花和大而化之的讨论。
三、农村研究的中观理论
构成对走马观花式调查和大理论式研究以补充的，是更为具体深入的调查和中观层次的研究。具体深入调查的好处，是可以将问题放置在具体的过程与事件中来予理解，因为具体过程与事件的背景容易调查清楚。背景清楚，就具有完整理解的可能性。对每一具体问题的完整理解，就可以增添一些学术积累，形成一些中观层次的可以被其他学者所共享的实实在在的问题与理论。大量的中观层次问题的讨论，终于可以对那些一直处在哲学式讨论层面的大理论以冲击，形成对现实及其原因的真理解和真知识，也就为比较可靠的对策研究提供框架。这或许正是学者的职责。
中观理论的关键不仅在于从调查中发现问题，而且在于理解问题时，真正将问题置于调查的具体场景中展开，调查不仅成为提出问题的必要环节，也成为理解问题的必要环节。正是置于完整而具体的事件之中，才有了将问题予以解决的从哲学式思考或外来理论中所无法发现的灵感，研究也才有了进一步深入的希望。
因此，我这里所说的中观理论，也就是以问题为导向且在问题中展开思考的理论，这种理论的特点是坚持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中进行具体的思考，而不是以似是而非的哲学式思考来予替代。问题导向的中观理论的好处，是可以保持要讨论问题本身的中心性，防止被既有的理论体系替代了对问题本身的关怀与思考。在中国农村十分庞大，且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悠久的情况下，如何建构中国本土化的问题导向的中观理论，就显得特别重要。
以《黄河边的中国》重点讨论的农民合作能力为例，作者发现太多农民“不善合”的例子，他因此感到解决农民合作能力的问题，应是将来农村能否发展甚至中国能否现代化的关键问题。这一点显然看得很准。事实上，正如作者所言，人类自古以来，合作能力及合作方式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民公社制度也是毛泽东在中国农村推行的一种合作制度。但是，若走马观花地调查，可以发现农民合作能力缺乏这一事实，却难以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作者对农民合作能力的理解，大量来自小农理论和宗族理论，但农民的合作能力和合作方式总是具体的，表现在具体的事件上面。缺乏了具体的背景和事件，抽象地谈农民的合作能力，就是一种哲学式的思考，恰恰哲学式的思考不足以理解当前中国非均衡的复杂的农村现实。以《黄河边的中国》所提供的宗族意识为例，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宗族势力还是很大的，在另一些地方，甚至宗族意识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以农民的市场意识为例，温州农民与河南农民该有多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不能将农民看做是一统的理论上的小农，而要看到传统本身的遗留、革命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渗入的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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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1年第5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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