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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黄河边的中国》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折磨。曹锦清先生生动形象又不无激情的文字，让人读后有痛快淋漓之感。受到的折磨则是黄河边农民当前的困境和作者不时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农村向何处去的迷茫。相信每个关心中国的人，近年都会受到这种折磨，因为媒体上到处是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让人不安的消息。笔者近年从事农村调查，心中一直积满郁闷，对曹锦清先生的文字也就有更加切身的感受。
《黄河边的中国》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黄河边的中国农民生活现状的画卷，而且试图为我们提供一个看农村的视角，即“从下向上看”和“从内向外看”的视角。他说：
“‘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和‘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
他认为，当前社会调查中“一切预设的理论框架差不多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译语’。有了它很可能套裁‘事实’，从而歪曲真相；没有它，我们甚至无法发现‘社会事实’。为了解决社会调查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这个‘两难问题’，我所采取的方法是：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所谓‘悬置’，既非‘抛弃’，又非用以套裁社会事实，而是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理论、概念处于‘待命’状态，调查者本人则时时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状态，直观社会生活本身。……只有‘无知’、‘陌生’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让开放的心灵去直接感受来自生活本身的声音，然后去寻找各种表达的概念。调查过程，其实是‘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补充的过程。”(前言)
正是在如何进行农村调查和关于农村研究的方法上，笔者认为《黄河边的中国》做得不够，以下对此作一讨论。
一、《黄河边的中国》的两个特征
《黄河边的中国》在方法上的明显特征有二：一是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共4个月时间，走遍河南“十数县，廿来个乡镇，数十个行政村”。这样大规模的调查，也只能是走马观花了；二是思考大理论，这种思考往往与历史或某些基本的理论资源如小农理论联系在一起。在《黄河边的中国》为期4个月的调查中，曹锦清先生是一直处于巨大的震动之中的，他深受震动的现实有二，一是农民组织能力之弱和农民思维方式之传统，二是农民负担之重、地方干部行为之恶劣和农村干群关系之紧张。这正是他贯穿全书思考农民合作能力与地方政治改革的原因。
《黄河边的中国》大理论的思考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黄河边的中国》似乎特别关注作为社会事实本身的“社会情绪”，而不很关心造成“社会情绪”的具体事实是什么。社会情绪表现在谈话者激烈的语言里，表现在饭桌上的民谣上，也表现在诸如“毛泽东显灵”所引起的广泛影响中。《黄河边的中国》先后出现10次以上对“社会情绪”的讨论。作者显然是希望通过对社会情绪的观察，来把握当前中国农村的现状和中国农民的心态，而对造成这些社会情绪的具体原因则不关心，也关心不了。
将“社会情绪”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来观察，与观察造成“社会情绪”的具体原因，是两种很不同的观察农村的视角。前者关注的焦点是“社会情绪”可能造成的后果，“社会情绪”本身已是事实，是观察的起点，这种观察指向农村以外，构成更大范围观察的一个部分；后者关注的焦点是什么造成了如此的“社会情绪”，“社会情绪”是观察的终点，这种观察指向构成“社会情绪”的内在理由，是在农村具体背景下的一种讨论。
第二、《黄河边的中国》特别关注历史。四个月的农村调查，涉及到历史的讨论竟超过20处。这些历史的讨论，大都是游历史遗址引出来的，包括游包公祠、参观焦裕禄陵园、访袁世凯墓，参观岳飞故里，阅读县志和参观会馆、关帝庙等遗址，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作者理解当前农村问题的材料，引起作者对农民合作能力，如由关帝的忠义到晋商的商业伦理到农民的合作能力的讨论和联想[167～168页，231～234页]；地方政治制度改革，如由包公到孔繁森到民主政治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再到“没有能力代表自己”的广大村民只能企盼包青天一类政治家来“替民作主”，再到利用社会关系网的“礼尚往来”来“通关节”，由此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弊病的讨论[237～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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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1年第5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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