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三、孙伏园时期《晨报副刊》与民俗文化

 

　　“报纸，作为一种观念体现了充分实现群众文化的可能性。”[8]。五四时期的报纸副刊不仅将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加以宣传延伸，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文学巨匠和著名学者。在三任主编中，孙伏园时期的成就最为辉煌，正是在他的主持下，《晨报副刊》发展到顶峰。在这个时期，大量的有关民俗文化的文章和译著在报上讨论并发表，还登载征集各地歌谣以及风俗物品的简章，成为本世纪初民俗学运动发展的一个主要阵地，并以自己的影响力，吸呐一批致力于民俗运动的学者和当时社会上重要的文化名人，有力的推动了民俗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孙伏园出任主编，正是《晨报副刊》的鼎盛时期。在他的精心组织和呼唤下，诸多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名人，如周氏兄弟、冰心、顾颉刚、沈兼士、刘复等，都一时云集，在这里发表了诸多文章，颇具盛况。“孙伏园将其办成了一种兼收并蓄的综合性副刊，所辟栏目，名目繁多。有演讲录、特载、论坛、小说、诗、歌谣、杂感、译述、通信、游记谈、卫生浅说、戏剧研究、古文艺、传记等。这应该说是在传播方式和渠道上的空前的创造。”[9]。在孙伏园经营《晨报副刊》的四年多时间里，《晨报副刊》成为传播新文化，发展新文学的重要阵地。民俗学作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门被引进的新兴学科，有关民俗文化内容的文章在报纸上多有登载。

　　民俗学运动最早是以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征集歌谣为开端的，直至扩大到包括搜集神话、故事、传说、礼俗信仰、社会习俗等民众日常习惯在内的复杂体系。而这一时期正好与孙伏园主持《晨报副刊》时期相吻合。笔者翻阅孙伏园时期的《晨报副刊》发现，民俗学以及民俗文化的文章在整个报纸版面中的比重是相当大的，其内容涉及神话、故事、歌谣、童话、礼俗信仰等各方面，简单地统计了文章的数量，列表如下：

　　(一)歌谣与《晨报副刊》

　　歌谣类的文章在众多文章类别中数量最多，从1920年10月26日到1921年6月6日，刊载湖南永顺、湘潭、四川、萍乡、贵阳、绍兴、南京等地的民间歌谣达205首，体裁包括了劳动歌、生活歌、山歌、情歌、婚丧嫁娶歌、仪礼歌等。所以“普通兵士、贫苦车夫、乞儿、农夫、驴童、裁缝、园丁等下层人民成了《晨报》附刊所传播的文学形象。”[10]。民俗学运动正是从歌谣的搜集、整理、发表开始的，在《歌谣周刊》创刊前，有许多有关歌谣的研究和评论文章，如《民众的诗歌》(1920/11/26)、郭绍虞《村歌谣在文艺上的位置》(1920/8/21)、顾颉刚《吴觎集录的序》(1920/11/3)、周作人《歌谣》(1922/4/13)、还有顾颉刚、魏建功、沈兼士《歌谣的讨论》系列文章(1922/12)，这些文章都发表在《晨报副刊》。其中，周作人的《歌谣》一文对于歌谣进行了全面的学术概括，并且对歌谣的分类研究进行了尝试，共分情歌、生活歌、滑稽歌、叙事歌、仪式歌和儿歌等六类。“文章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对于歌谣文艺价值的重新认定：民歌是原始社会的诗，但我们的研究却有两个方面，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11]。这正好是和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歌谣搜集整理运动同步并且互相配合的，是民俗学运动的滥觞。歌谣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各地的歌谣被广泛地搜集、发表，形成了当时的社会热潮。

　　(二)童话与《晨报副刊》

　　五四新文化运动曾经出现过一股“儿童热”。胡适在当时就注意到这一点，他说：“……近来已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12]。在《晨报副刊》后期也开办了“儿童世界”的专栏，郑振铎《儿童世界宣言》(1921/12/30)刊出后，在这里发表大量的儿童文学研究文章，以及一批为儿童写作的作品，像冰心的《寄小读者》，叶圣陶的《稻草人》。还有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如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爱罗先珂的童话名作，都是通过《晨报副刊》这一平台被翻译和介绍到了中国，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和熟知。1922年1月到4月之间，在“童话的讨论”专栏内，连续发表了赵景深和周作人关于童话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两位学者分别介绍了外国民俗学的理论观点，从而探讨建立中国自己的童话理论。这些东西方不同的童话，充满着幻想和象征的意味，具有脚较强的艺术性，表现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起着教育、启发智慧、传递文化知识和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突出体现了各民族精神思想和性格。

　　(三)神话、故事与《晨报副刊》

　　这一类的文章篇目的比重稍小，周作人曾发表了《神话的辩护》(1924/1/24)和《续神话的辩护》(1924/4/10)，以及一些研究和介绍古希腊神话的文章。而故事主要有鲁彦翻译的俄国民间故事《好与坏》《投降者》(1922/8/9)，还有国内搜集来的像汉族机智人物徐文长故事等等。故事是民间文学比重最大的一部分，也是极有趣和极有研究价值的一类，也是民众在工作劳累、心情疲惫时的调节剂，可以很好地释放情绪，发泄不满，当然也寄托着劳动群众的美好愿望和天真理想，在生活中处处可见，颇具生命力，还承载着众多的民俗事象，而在民间文学中，神话故事类也是被关注和研究最多的。

　　(四)习俗信仰与《晨报副刊》

　　1921年12月21日起发表了芬兰学者卫斯脱马的《人类婚姻史》，大量内容是关于人类社会不同阶段上婚姻习俗的描写。除此之外，还有关于饮食、洗浴、民间信仰的介绍类文章20多篇，占有相当比重。

　　(五)专件及其他与《晨报副刊》

　　“周作人从1922年1月22日起在该报连载他的《自己的园地》，这本书里的文章，大部分是关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问题的，从中可以系统地看出他的民俗学的立场和观点。”[13]。另外,《晨报副刊》还集中刊出一系列专件：《风俗调查表》(1923/7/7)、《北大风俗调查会征集各地关于旧历新年风俗物品之说明》(1924/1/18)、《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成立纪事》(1924/2/12—13)、《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歌谣研究会常会迎新会员会纪事》(1924/3/7—8)、《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1924/3/25)，并通过这些专件来配合日趋活跃起来的民俗学运动。

　　“五四时期的民俗学是以国民性的研究为其主要目的与内容的，它是以国民的生活整体(习俗、日常生活、信仰及民间文艺)为主，从民族生活史入手，研究与把握民族的精神文化。”[14]。自民俗学运动开展以来，社会上一些报刊便开始重视民俗学工作，在报刊开辟专栏，大力宣传，使得“民俗学研究”在五四时期成为显学。而《晨报副刊》则成为报纸副刊传播民俗文化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