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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前苏联的学者们也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互相切磋吗?
刘魁立：其他领域的情况我不了解，以民间文学而论，五十年代莫斯科有三个重要的研究中心，一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一是莫斯科大学，一是苏联作家协会民间组，几乎每月这三个机构都会轮流举办一次学术活动，这是一个不怎么涉及时政的领域，所以思想很活跃。我作为研究生每次都参加，几乎场场不落。我很庆幸，听过当时非常多的权威学者的学术报告。我认为自己的学术训练是在这一时期打下基础的，在听讲演和听讨论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渐渐地学会了从别人零散的语言中迅速抓住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学会了广阔地联想和生发出自己的感悟。
施爱东：我知道1980年代以来您在故事学领域建树良多，我个人最推崇您的《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一文，这篇文章成功地利用共时研究法，从形态学的角度探讨了特定故事类型的内部结构与结构关系，并由此生产了一系列的结构概念和理论命题。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写作初衷或过程?
刘魁立：说到初衷，似乎有些荒唐，我是为了参加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根据会议主题的要求而作这篇文章的，当然在确定会议主题时，我也是决策者之一。中日韩三国学者要选择共同都有的故事材料——狗耕田故事，召开起会议来才会有共同语言，有交锋。规定了文本材料，但并没有限制各个人的研究思路和前进方向。我以为做研究最重要的是找准要解答的问题，这个问题越明确、越具体越好。
阿尔奈和汤普森以及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同类学者，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现有的浩如烟海的民间故事文本按某种标志加以清理、归纳和分类。这个问题尽管还有疑义，但大家似乎都不得已地使用着AT分类法或者艾伯华分类法，二者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就是把所有的故事都按照类型排列开来，以便于检索和研究。而我所关注的则是在某一个具体的类型里各种不同异文的相互关系。我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力不旁骛，只穷追不舍地探寻着一个问题的规律性的答案——在某一特定类型中所有不同文本共有的核心成分是什么，彼此间又以什么样的逻辑方式呈现出多采多姿的形态。
类型对于具体故事文本来说，只是一个莫须有的公约数。我认为具体地找出同一类型的诸多故事文本的相互关系的规律才是进入科学研究、学理分析的层次。
根据这一工作任务的需要，我就必须使自己的出发点和工作准则简单化和封闭化，选定一个单一而具体的标准。一个简单的故事，它由哪些材料所构成?它又靠什么因素来组织材料?在这些材料中间，哪一个是重要的?哪一个是次要的?所选择的比较容易操作的研究个案应该是既能满足情节相对比较单纯的要求，又能满足异文比较丰富的要求。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材料是多多益善，最好是一网打尽，但故事异文是无法一网打尽的，为了避免对异文数量的漫无边际的无限追求，我严格划定了对象范围的界限，从材料来源上把研究对象限定为：仅仅考察这一类型在一个具体省区(浙江)里的所有流传文本的形态结构。这一限定不仅达到了抽样的目的，而且有效地把异文背景限定在了相对同质的民俗文化区域之内，这样可以使研究成果更具逻辑合理性。
施爱东：我记得您这篇文章写成之后，有一些学者提出批评，认为您没有把故事研究放在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加以讨论，致使您的论文缺乏文化学的意义。
刘魁立：这种批评是站在历时研究或文化研究的视角来说的。站在历时研究的角度，就无法理解共时研究的工作方法和意义。为了研究故事形态的内在关系、抽绎出决定故事类型的主要矛盾，我必须把构成形态关系的各种因素置于同一个共时的平面上进行考察，为此，我就必须保证不使历时性的思考介入研究过程。关于故事文化历史内涵的研究，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但这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我有意回避了这些问题。我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告诫自己，要暂时放弃对故事生成和发展脉络的探讨，以及关于这一故事类型演化过程的推断，也不讨论和分析故事的意义和价值。这些应该是其他论文的追求。我在写作中始终有意地保持着这种戒心。
施爱东：我同意您的观点，这也是索绪尔以来学界的基本共识，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就是共时研究结出的一大硕果。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是无法相容的两种研究方法，坚持共时性，恰恰必须暂时排斥历时研究。但在中国这种以考据源流为主旋律的学术传统中，要坚守这一点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像您这样功成名就的学者当然可以这么做，可是如果我们这些小人物也依此而行，恐怕文章既没人看，也发表不了。
刘魁立：学术传统是一种积累的过程，如果谁都是只顺应潮流，不做开拓的努力，恐怕永远也无法让我们的学术传统得到发展进步。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并没有高下之分，他们的目的应该都是指向对于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和阐解。
施爱东：好吧。我们换一个话题。回到您的具体工作上来。您曾经担任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您认为您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有哪些?
刘魁立：其实我不是个适合做领导的人，我更喜欢思考学术问题，对于行政管理不是很在行，我刚担任所长职务的时候，为了能适应新的岗位，曾经买了好多本管理学、领导学方面的书，但那是纸上谈兵，一旦落实到实际工作上，杂七杂八的事务性工作特别多，头疼得很。我任所长的时候，民族文学研究所还是个新成立的所，民族文学研究也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一些研究人员当时都是没有经过相关专业训练的少数民族文学爱好者，他们有热情，愿意为本民族的文学研究事业贡献力量，但有的人对如何做研究工作、应遵守哪些学术规范，都不十分了解。为了使这些同志很快适应专业研究工作，我们在培养学术风气、改进研究方法等方面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
还有，我认为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开展了“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我计划编撰40个兄弟民族的文学史，当时计划分两个五年完成，每次完成20个民族的文学史写作，更远的计划则是将全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族别史、二是比较文学史、三是统一的以汉民族为主线的多民族中国文学史。这些工作在我的任上并没有全部完成，我相信它是一个需要几代人的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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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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