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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魁立，祖籍河北静海，1934年9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小镇昂昂溪。1961年从莫斯科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得俄罗斯语言文学副博士学位，1997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证书。1960年代以及1980年代至今，在中国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多次进行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的考察活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民间文艺学、民族文学和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尤其着力于民间叙事的理论研究和欧洲民俗学史的研究。近年来则把部分精力放在推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把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假日体系的论证等工作。刘魁立先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AFNS，中日韩)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浙江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俄罗斯科学院民间文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顾问等职。
施爱东：做民间文化研究，许多人都把自己弄得很“田野”，但我注意到您却非常注重仪表和礼节。只要是开会或上课，您总是西装革履出现在公共场合，这样严谨地生活累不累?您参加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会的那一天，因为来不及回家换衣服，居然临时跑到商店买了一件正式的衣服换上了，那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刘魁立：这大概是在莫斯科留学期间养成的习惯，这么多年下来，我一直都这样要求自己，我认为穿戴整齐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当然，要是没这习惯，可能会觉得很累，我已经习惯了，所以并不觉得累。
施爱东：我对您在前苏联的学习生活有点好奇，相信民间文化研究界其他许多朋友也和我一样好奇，能不能简单说一说?
刘魁立：我1953年在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毕业并留校， 1955年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学校派我去苏联学习时，本来也是让我读语言教学法的，衣服也是按研究生的标准发下来的，比发给大学生的少。可是我考虑到自己才21岁，年岁还轻，基础也不够扎实，就主动申请转为本科生，得到了国家批准。可是这样一来，留学时间就变长了，出国前公家发给的衣服不够穿，只好自己又去买了一身。刚进莫斯科大学，我就喜欢上两门课，一门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另一门就是俄罗斯民间文学。我二年级时的学年论文写的就是有关民间故事的。两年后，由于看到许多课程是我自学过的，所以又获得批准转回来做研究生，当时我选择了民俗学作为我研究的主攻方向。
从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开始，我就利用假期随同民俗考察队多次下到苏联农村和边远地区进行民间文学的田野作业。以前没有外国学生参加过他们的考察团，因此在出差办手续的时候还遇到了不少麻烦。我跑过很多地方：沃罗涅什州、伊万诺沃州、弗拉基米尔州、临近边境的卡累利亚-芬兰自治共和国的好多地方。在专业方面获益很多，对社会现实有了深一层的了解，在语言方面更是得到极好的训练。
施爱东：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
刘魁立：年轻人嘛，自然少不了乐趣，每次考察回来除了正式的调查报告之外，还要在某个同学家里举办一回请有关师生共同参加的晚会，把我们在考察期间所出现的种种有趣的场面表演一回，其中也不乏恶作剧的成分。
当然，也有惊险的事，有一次，我们在寒假期间下乡调查，连续下了几天大雪，雪齐腰深，载人的公共汽车停运，我们和一大批农村妇女一道，乘坐轱辘上加了铁链子、上面加帆布棚子的载重汽车，赶往乡下，车道两旁全是深深的积雪，车子走在小山坡上，车轮空转，原地打滑。我和后来做了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助理的巴希洛夫同学下来推车，车子突然向前走了，我们两个都摔倒在地，这时两个人尽量爬到道旁的积雪上，我们穿着棉大衣，很笨重，他在拽我的当口脱了手，我又摔倒在车道上，可谁知这时汽车竟突然向后倒起来，我来不及站起来，只好尽量把身子紧紧地贴在轮子旁侧，车上的妇女尖声喊叫，车子才停下来，我才没遇险。
施爱东：您现在还关注俄罗斯的学术新动向吗?
刘魁立：很关注!我平均每三几年会去一趟俄罗斯，去了就花几天在列宁图书馆看书，也去几家书店买新书，平时有什么好的新书，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朋友也会寄给我。我1999年到2000年担任日本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合作教授，从事的也是俄罗斯民间文化研究。我在这方面有不少积累，但发表的东西极少。另外，我总是对自己不满意，觉得自己的许多思考都还应该而且都还能够再深入，但又总是很难抽出完整的时间把这些思考好好的整理出来，这是我极感歉疚的。有人以为我谦虚，他们不理解我的心情。我不是谦虚，是心虚，自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施爱东：您对自己要求高，这在民间文化研究界是众所周知的。没有成熟的独特见解，您就述而不作，宁可用自己的思想去启发别人，也不轻易成文。我非常赞赏您的这种治学态度。民俗学界多的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但真正能经得起考验的论文有几篇呢?多数都是过往云烟。文章贵精不贵多。负责任的学者应该更重视论文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多思考，少出货。我看了您的许多论文，取材和论述的边界都非常清晰，这在中国学者的论文中是非常难得的，《刘魁立民俗学论集》的“内容提要”中介绍您“学风严谨、长于思辨”，这与您在莫斯科大学的科学训练关系大吗?
刘魁立：这可能不仅仅是科学训练的问题，大概是学术传统不一样。中国的学术传统长于考据，欧洲的学术传统长于思辨。中国的学术讲究学以致用，俄罗斯学者不怎么讲这些，他们没有将学术世俗化，在他们看来，学术研究必然是在一定的理论准备下进行的合乎逻辑的独创性活动，他们认为从材料中升华出思想才可称之为学问，而我们往往把材料的归纳和叙述、常识普及等等也叫学问。他们的学问注重学理思考，而我们有时却以博闻强志作为有学问的标志。今天，资料和信息的数量极大，增量的速度极快，同时，由于电子时代的来临，资讯检索变得越来越便利，获得资料和信息变得相当容易，所以对资料和信息的学理思考和“深度加工”就更显得特别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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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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