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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人们必须处理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一种是具有伦理性、血缘性的同一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一种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不同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非血缘关系的伦理性即便有，也是拟制出来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关系是地缘关系。在村庄内部，不同姓氏和家族的村民之间有合作，也有竞争甚至斗争，有妥协和平衡，这个过程中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如果关系处理得好，就是北方A型村庄;处理不好，就属于北方B型村庄。村庄社区内部关系处理的不同，就会使村庄呈现出具体形态的不同，亲族之间关系处理好的村庄，不会有派性，否则就有派性。而且一旦关系处理不好，又不可能像南方一样存在缓冲的空间，通过权力结构的模化来消解。而派性一旦激烈，就会使社会功能失调，社区呈现分裂状态。而即使是在南方A型村庄，即使是大宗族中的房头关系处理不好，受宗族血缘关系规则的约束，也不致于导致社区功能失调。
也正因为北方村庄的这种结构特征，当面临外来压力时，村庄共同体可能被压垮，这就是黄宗智所说的情况。而实际上，南方存在无论在何种压力下，都没有被压垮过，防盗防匪、对抗国家征税，等等，南方村庄对外来力量的抵抗一致非常强。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力量也不能彻底的深入到南方村庄中，村庄中仍然有其共守的秘密。我们可以说，南方村庄是血缘共同体，北方村庄是地缘共同体，而血缘共同体天然比地缘共同体抵抗外来压力的能力更强。地缘是暂时的，即使中国农民安土重迁，但也存在改变的可能性;而血缘却是不可改变的，是在人的生活成长过程中被内化的。地缘共同体内部人员构成复杂，人际关系的整合比血缘共同体要难，因此维护村落共同体的难度更大。尤其是在今天这种社会流动加剧，人的生活预期日益短浅，利益趋向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北方村庄保持共同体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派性政治生长的空间也越大。
在北方，处理家族之间的关系时，常常会使村庄共同体本身的维系成为问题，因此需要一个外来的中间性力量对之进行仲裁，而只有国家才可能成为这个中间性力量。因此北方村庄中，人们对皇权对国家有着积极的诉求，从心理上期待皇权的进入，而从北方的地理条件来看，国家政权的进入也有现实条件。因此，在村庄中，尽管有不同的派系，但各个派系都争相与国家政权亲近，对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毫无抵抗心态。而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一旦进入村庄，它并不会加强村庄共同体的力量。在南方，宗族天然对外来力量是排斥的，它不希望外来的力量干涉宗族之内的事务，毫无疑问，国家政权也是外来力量。而同其它宗族的斗争，会加强宗族的内聚力，使得宗族自身的认同越来越强。
* 陈柏峰(198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本文属于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农民组织化的社会基础研究”(批准号06JA810014)成果的一部分。
[1]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4页。
[2]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167页。
[3] 陈柏峰：“从利益运作到感情运作：新农村建设时代的乡村关系”，《开发研究》2007年第4期。
[4] 胡宗泽：“华北地方权力的变迁”，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 贺雪峰：“小亲族与派性——晋南董西村调查”，《论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待出版。
[6] 李远行：“自洽性与徽州村庄”，《乡村中国评论》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59-283页;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8-165页。
[8]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10页。
[9] 可参见陈柏峰：“北方村落紧密熟人圈的凶杀”，未刊稿。
[10]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78页。
(本文载《开发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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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农中国 2008-05-26 22: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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