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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左传》成书的讨论很多，其中有瞽史口传一说。“瞽史”作为职位是不存在的，它是瞽矇与史官的合称，是二而非一，他们在职能上是有所区分的。而且在春秋时期，文字记录已经比较普遍，口头传述日渐淡出，瞽矇的地位也因之衰落，近似优伶。因此，从瞽史口传来讨论《左传》之成书，似不妥当。
［关键词］《左传》；瞽史；口传；音乐
《左传》的成书历来说法不一，但大体上不外乎口传和文本两种观点。前者以为《左传》在成书之前经历了一个口耳相传的阶段，然后才被人诉诸文字，便有了书籍的体式。现代学者中支持这种观点的还颇不少，但他们所持具体理由则有所不同，其中最突出的是瞽史口传说。杨宽先生以为：“我们认为《左传》一书，大概是战国初期魏国一些儒家学者依据各国瞽史所编著的《春秋》，如墨子所引的‘百国春秋’，加以整理按年编辑而成，因以作鲁《春秋》的传的。”［1］（p．664）徐中舒先生参照了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的民俗，得出了大体相近的看法［2］（p．355）。此外，阎步克等先生也有类似论述。［3］（p．94）我们以为，《左传》主要是在参考了文献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书中虽然也包含了一些口传的内容，但它们远非本书的主体，并且这部分口传的内容也主要是来自史官，而非出自瞽史，上述学者所谓的《左传》出于瞽史口传的观点并不准确。
一、瞽史的界定及其史书传统
杨宽先生对“瞽史”作了如下的定义：
春秋时代有一种瞎眼的贵族知识分子，博闻强记，熟悉历史故事，又能奏乐，善于传诵历史或歌唱史诗，称为瞽史，也称瞽矇，他们世代相传，反复传诵，不断加工，积累了丰富的史实内容，发展成生动的文学作品。［1］（p．664）
他将瞽史视为春秋时代的一种固定而重要的职位，然而在先秦的国家机构中并没有瞽史一职，与之相近的只有所谓的瞽矇，而且其地位并不高。《周礼·春官·宗伯》说：
大师，下大夫二人；小师，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氐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郑玄注云：“凡乐之歌，必使瞽矇为焉。命其贤知者以为大师、小师。”又说：“瞽矇掌播、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在这里瞽矇是乐官，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奏乐，连带诵诗，似乎还兼唱歌诗。如果真的存在一个瞽史传统的话，那么在先秦典籍中必定有许多相关的记录。事实上，其中相关的材料很少，直接称“瞽史”的仅见于《国语》。
《周语》中记录单子谓鲁成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晋语》中一段材料最为著名：“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蓍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另外还有几处，如《晋语》：“齐姜曰：吾闻晋之始封也，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楚语》：“临事有瞽史之惧，燕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昔卫武公临事有瞽史之导。”后人的“瞽史”之说往往由此而来。在他们的观念中，“瞽史”不但记录史事，而且还干预政治，是朝廷中很有身份的一群人。
《左传》并没有关于“瞽史”的具体记载，有关瞽和史的事件都是分开叙事的。瞽者的记录数量不多，只有如晋国的师服、师旷，郑国的师茷、师惠、师悝、师觸、师蠲等寥寥数人，而且他们在《左传》中只偶尔一见，与之相关的事件也大多为歌舞娱乐。《左传》也有瞽矇论政的例子，数量也不多，主要是集中在晋国，而尤以师旷最为突出。
师旷曰：“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襄公十四年）
丙寅晦，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恶，齐师其遁。”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兢，多死声。楚必败。”（襄公十八年）
晋国叔向与行人相争，晋侯以为喜，师旷不以为然，曰：“公室瞿卑。臣不心竞而力争，不务德而争善，私欲已侈，能无卑乎？”（襄公二十六年）
另外，在刘向所编辑的《说苑》中，也有不少关于师旷的内容，如：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人君之道如何？’对曰：‘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廊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卷一，《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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