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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理论是更大的“人类学综合论”的一部分，正如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1977）所说，这是因为民俗学家参与了后结构主义而转向对过程的关注。这一理论发展已经走向概念化，民间表演被概括为“符号过程的一个瞬间”（a moment of semiosis），是由参与者、话语和先在的意义系统所组成的动态体系内意义制造的瞬间。因此，布里格斯（Briggs，1992）质疑“文本”和“语境”的用法意义，而倾向于使用他和鲍曼提出的过程学说的语词：“文本化”、“语境化”、“脱离语境”、“重置语境”等（Bauman and Briggs，1990；Briggs and Bauman，1992）。把握过程的关键是巴赫金（Bakhtin）构想的、由克里斯特拉（Kristeva)阐明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观念。布里格斯和鲍曼看到这一观念的两个重要影响，即“第一，结构、形式、功能和意义并没有被看做话语的内在特征，而是生产和接受话语的持续过程的产物。第二，这一过程并非话语事件或书面文本自身创作的中心，而是基于和至少一个他者的话语对话”（1992：146）。很大程度上，民俗学家的任务是描述话语在共时与历时层面的互文性，特别是关注权力在人们将话语“文本化”、“语境化”、“脱离语境”、“重置语境”时的作用。正如布里格斯和鲍曼敏锐指出的，这些文化实践具有政治影响。布里格斯建议，民俗学家与其使文本具体化为由某一历史性时刻产生的特定客体，还不如去“研究它们产生与接受的历史，尤其关注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享有文类创作权的人怎样、何时、为何种目的而生产文本，并且文本每次被接受也有同样的问题”（Briggs，1992：41）。
文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所走的路，恰巧与笔者为民俗研究所描述的相仿。问题是双方的学者几乎都不曾注意对方，更糟的是，互相还经常以怀疑或轻蔑的态度看待对方。与此同时，双方领域内最前沿的理论发展逐渐指向同一结论——亦即我们需要抛弃静态的文本、创作者、受众、语境等观念，取而代之以完整的与研究过程有关的语言和学术实践。下一节，本文将转而探讨文化研究领域，尤其是有关影视研究的进展，以试图说明两个领域实际上有相同的使命，已经不期而遇了。
二、文化研究与媒介时代
文化研究”是源于英国媒体研究的术语，它已被用于描述以“从文化实践内部及其相互联系的视角来考察与权力相关的文化实践”（Nelson，Treichler，and Grossberg，1992：3）为目标的广泛的学术成果。尽管文化研究涵盖了多种类型的话语与实践，但大众媒体研究仍是主导。
大众媒体研究最重要的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观众接受理论”（Davis and Puckett，1992），文本与文本批评在过长的一段时期内统治着大众媒体受众研究，戴维·莫利称之为“注射式的媒体影响，其中媒体被认为有权力将特定信息‘注射’给受众，影响受众按特定的方式行为”（David Morley，1989：16）。这一范式缓慢地取代着“效应研究”，证明了受众在媒体文本的消费中逐渐从被动变为积极参与者。但是在莫利看来，这种“消费与享乐”学说的错误在于，通过对个体观众的特殊化，将个体差异归结为“人格或心理的差异”（Morley，1989：17）。
针对这些范式的不足，斯图尔特·哈尔（Stuart Hall）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其他学者提出了交流的“编码／解码”模型，认为媒体文本的权力是建构话语的进程和形式，同时，也认为观众的权力是积极参与媒体文本的意义制造（Morley，1989：17）。哈尔模型看到了受众的文化实践和“调节”这些实践的心理、社会、制度、历史等因素。毕竟，哈尔模型寻求理解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在大众媒体文本与其受众互动中运作的结果（Hall，1980）。
关注文化实践，需要纳入被称为“阅读构成”（reading formations）或“话语构成”（discursive formations）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早提出了“阅读构成”：
说到阅读构成，我是指一整套话语的和互文的决定因素，它们能组织并推动阅读的实践，使文本与读者彼此结成特定的关系，形成了特定类型的阅读主体和以特定方式被阅读的文本客体。（Bennett，1986：70）
贝内特提出的概念具有张力，能让读者在“提供”的解释性定位和其喜欢的假想性定位之间选择，这就使读者有可能抗拒文本。在拉德韦（Radway，1985）前沿的读者反应研究中发现，当访谈读者时，喜欢阅读爱情小说的妇女表现出了抗拒的可能性。对于拉德韦的一些被访者来说，阅读行为就是抗拒的行为。这些读者认为，很多小说的女主人公（通过读者自身的认同），是努力在普遍的不可改变的父权制下尽可能自主地创造生活的妇女。
“话语构成”一词来自哈尔等人的著作，和对包括大众媒体文本运作之生产者和观众在内的话语实践的大体系的命名。莫利说，这意味着文本的意义将“依靠读者对文本所具有的话语、知识、偏见或抗拒而得到不同的构建。当然，界定文本意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面对不同观众的话语库（repertoire）。而且，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将决定哪类既定主题的话语系列有可能被收看，由此他们与文本相遇”（Morley，198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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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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